《丁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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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9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组织报告：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
    17日，政治局确定以周恩来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暂时代理。
    31年1月15日，项英在小布宣布中央局正式成立，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宣布，建立由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取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取消这一项未被中央批准）。
    1月中旬至3月中旬，红一方面军采取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筹措了比较充足的给养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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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至3月下旬，国民党军重新集结18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从吉安至建宁构成东西长约800里的战线。
    3月18日至21日，项英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
    这一主张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斯大林曾对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够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
    3月2日，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
    毛泽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
    会议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23日，朱毛命令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从中央苏区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撤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青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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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何应钦下达进攻令。
    4月1日，国民党军分四路进逼：
    第19路军第60/第61师主力由兴国地区向龙冈/宁都方向攻击前进；第5路军第28师/第47师第1旅/第43师/第54师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攻击前进；第26路军第27师/第25师由乐安/宜黄地区向大金竹/洛口方向攻击前进；第6路军第5/第24/第8师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攻击前进，第56师准备由建宁经安远汛相机会攻广昌。
    与上次相比，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态度可以说是前倨后恭，“以厚重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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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情变化，党内的情况也发生变化。
    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央，随即向各苏区派遣大批中央代表。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青塘。
    17日，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等。会上，项英等多数与会者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根据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项英称之为“牵牛”。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郭化若中将认为：王明路线的先遣队---四中全会代表团，一进入中央苏区，就把持着“苏区中央局”。他们不懂战争，却要过问战略问题。他们不听在农村根据地打过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央红军领导者们的意见，不问当前战争的具体情况，硬说何应钦的二十万大军步步为营、处处筑碉，无法打破，只好走。他们根据王明路线中央的三月指示，提出退出中央红区的逃跑主义的荒谬主张。王明路线中央的那个指示，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在远离农村根据地听不到枪声的上海高楼大厦写的，是十足的瞎指挥，它本身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意见。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根据这一指示的前面的说法，我们就要在敌人尚未集中时到白色区域去找城市中的敌人主力打，这岂不是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照指示后面的说法，什么“遇必要时”，这是非常笼统没有明确界线的说法。所谓“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革命根据地等等，在纸面上谈谈是轻而易举的，而实际行动会遇到多少困难和危险，教条主义者是毫不理解的。他们不理解这块中央红区根据地，是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多少坚忍卓越的斗争，经过多少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经过多少以弱敌强、以少胜多的英雄作战、流血牺牲，打了三年多的游击战争才创建起来的。“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谈何容易！如果轻易离开根据地到白区去打仗，那才是使“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
    由于这一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的支持，毛泽东提出扩大会议范围，这一提议被接受。
    散会时，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忧心忡忡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18日，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给养运输十分困难，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求战心切，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上次反“围剿”时更具备，因而也更有把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
    到会的红一方面军各军将领（军长/政委参加扩大会议，有时各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会）踊跃发言，一致主张在根据地内迎敌。
    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在会上发言，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
    周以栗反驳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周以栗曾说过这样两句话：上海的大马路上出了个立三路线，山沟里出了马列主义！
    后来，毛泽东谈及这段往事：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毛泽东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会议的议题由打不打转化为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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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建议先打朱绍良的第八路军，其理由是：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都是蒋的亲信。
    林彪等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其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距离其他各路军远。他们以为能够获胜，“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
    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
    毛泽东的卓见是：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
    毛泽东准确地找出国民党军的破绽。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在兵力上最大，有四个师（连同守吉安地区的罗霖七十七师一共五个师），可算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但同时又是弱点。他们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不惯爬山，杂牌军彼此各怀鬼胎，对我恐惧，士气不振，内部矛盾多，便于打。
    毛泽东认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会后，毛泽东有感而发：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打弱点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制分》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
    毛泽东给中央代表团成员王稼祥的印象是：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过的领导人不相同的，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有力和有说服力。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评价中央代表团：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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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其西北方向之九层岭、观音崖尤为险峻峭拔。越过这几座高岭向北，就是富田。红军在四周山上构筑了工事，准备敌人一进来，就在这个山坳里聚而歼之。
    地方党和群众武装也全部动员起来，严密封锁消息，协助红军盘查行人。不管白天黑夜、阴雨晴晦，每一条路口都有暗哨，每一座山头都有人巡逻，东固山区好像围上了铜墙铁壁，一丝风也不透。部队很好地隐蔽在深谷丛林里，充满着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上政治课、军事课、擦枪、练武。
    那时，练兵主要有两项，一是练瞄准，一是抢山头。
    在山地作战，抢山头对赢得胜利有很大作用。当前的敌人是北方部队，爬山不快，红军部队练好了这个战术动作，就会更有把握地消灭敌人。所以不管机关、连队，天天都练爬山。每天清早起来，连长/指导员就带着战士朝山头跑去，跑到山顶，才回来吃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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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田战斗，红军牺牲268人，伤876人，歼敌28师/47师1旅大部，俘敌4100余，缴获长短枪5000余支。
    白沙战斗，红军牺牲22人，伤94人，全歼47师1旅的残部和43师一部，俘敌1790余，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
    红军还缴获两门七五山炮和160多发炮弹。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三军团山炮连为基础，组建军委炮兵团。
    中村战斗，红军牺牲491人，伤217人，歼敌27师81旅大部，俘敌2300余，缴获长短枪3000余。
    战前，毛泽东打过一个比方：现在敌人的形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是个软肚皮。软肚皮好打，但搞得不好，钳子就会夹过来。
    毛泽东剖析国民党军：蒋介石一贯借刀杀人，扫除异己。红军先打中间软肚皮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会积极前来救援。
    第五路军是“满清时编起来的陆军旧队伍”，第二十六路军是蒋介石收编的西北军，军无斗志，被红军击破。
    中央代表团见识了毛泽东的真知灼见。任弼时承认：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相比之下，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5月23日，中央局决定，重新组建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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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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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制分》

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

    白话：用兵的人，攻坚则容易受挫，攻弱则收得神效。攻坚，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攻弱，其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所以要稳住其坚固环节，削弱其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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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8日，汪精卫孙科李宗仁陈济棠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6月2日晚，毛泽东在建宁城外方面军总部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会议。
    与会者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
    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当前工作方向分三期推进：
    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
    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
    第三期向西，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边根据地联系。
    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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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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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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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毛并不讳言高兴圩战斗。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在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
    朱德在总结此战的经验教训时说：这一仗打得不好，确是骄傲一点。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打。其实那计划是错了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消灭他。如果当时不打蒋蔡，专打蒋鼎文的部队，可能缴到更多的枪。
    朱德说出一个警句：凡是高兴的、着急中决定的事情，总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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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第1/4军团为了摆脱困境，改变退却路线。
    13日，第4军团/第1军团52师经崇贤/东固撤向吉安，第1军团主力经兴国撤向赣州。
    朱毛获悉敌情，随即率主力追击。
    红三军团2师的前卫部队接近逃敌，后卫部队散坐在路上休息待命。
    彭德怀和军团参谋长邓萍从后面小跑过来，传令兵手持一面小三角红旗，走在前面喊让路。众人急忙让开，一名战士却坐着不动。
    彭德怀急着去看地形，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
    那名战士站起来，朝着彭德怀就是两拳。
    彭德怀让过他，继续赶路。
    走出半里多路，彭德怀回头一看，见传令排捆来一个人，忙问：干什么的？
    传令排排长谭易回答：这是刚才打骂你的那个战士，现在捆来送你处理。
    彭德怀笑着说：谁叫你们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当那名战士知道自己打骂的是总指挥后，吓得发抖。他含泪给彭德怀深深施上一礼，转身跟上部队。他心里难过了好几天，逢人就说：总指挥真是度量宽宏！
    后来提起这件事，彭德怀总是笑着说：这也怪我当时对战士态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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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石岭战斗后，国民党军纷纷撤退，第三次“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军连续奋战，共歼敌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敌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各种子弹250余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