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集》

铁鸟

    中外战争史都一再证明，一次关键性战役的成败，往往会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进程。
    假如停战前的绥远战役消灭了傅作义军主力，那就不仅不必有大同、集宁、张家口诸战役的失利，而且华北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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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6月28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将领：
    ………
    二. 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
    ………
    四. 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而无攻），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杨/郭/赵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
    ………
    六. 平汉胜利后，即以主力三个纵队不少于二十团四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使冀晋、晋绥、吕梁、太行、太岳五区打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
    ………
    十. 夺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门、太原、大同）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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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此电阅后即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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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位于平绥、同蒲铁路交接处，城市界于内外长城之间。
    三面环山。北有孤山、方山；西北有野狐岭、雷公山；西有武周山；西南有七峰山；东北有马铺山（汉称白登，汉高祖刘邦被匈奴骑兵围困于此）、采凉山，可谓“一片孤城万仞山”。
    两边夹水。御河，由北向南流过城东；十里河，斜插城东南角。
    大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人称之为：不特三晋之屏藩，且为中原之保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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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员反映：
    从聚乐堡、三官屯、阳高往东，每一站都有我们的野战医院。伤员多，医务人员少，使有些重伤员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不应有的减员。由于换药不及时，一些伤员伤口化了脓。伤员们情绪不好，变得暴躁。而院长、部长们都有小家庭，哄孩子，陪老婆，也不大到病房里去。他们的作风和前方的艰苦奋斗形成强烈对比。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吃的好，而伤员们吃得差。选出的经济委员没有能力，存在着“早早出院，犯不上跟他们计较”的心理。伤员们没有正当娱乐，吃了饭便闲逛，并滋生起赌钱恶习。临时的伤员排长连自己单位的人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别的单位的人了。医院只管治伤，伤好了开封介绍信发给两顿菜金由你去走。伤员骂骂咧咧上路，有的打听着找回自己的部队，有的就去了后方单位，或者回了冀中老家。
    医院方面也有苦衷，人手少忙不过来，挨伤员骂，又挨上级批评，自己是“技术人员”，受不了这委屈。医务人员闹情绪，自然做不好工作。

    部队变化大，也在于负伤送医院的战士大都没有归队。
    负伤的占伤亡总数的三分之二，如果后方工作做得好，伤员们都能归队，情况就好得多，可是许多伤员伤愈后就“打回老家去”了，现在连里净是新兵……
    后方的工作做得不好。战士负伤了，血衣脱下来没有新棉衣穿，冻在被窝里。病房是冷房子，没有门帘，没有卫生员照顾，找了儿童团来帮忙也不顶事。伙食很差，伙夫们吃的比伤员们好，一样的菜，肉都留给他们自己。伤员想自己买点吃的，没有钱，抚恤金发不下来。团里去后方慰问，没有现款拿什么慰问？伤员们发脾气闹起来，院方不好好做工作，却对伤员押禁闭，甚至捆起来。后方的干部不爱兵，觉得伺候伤员很委屈……

    对于在前线同死神擦身而过的伤员来说，后方医院应该是温馨的港湾。
    22岁的炊事员刘献恒在攻打沙岭子的战斗中负伤，被送到三十里铺的医院休养。这个整洁精干的青年，吸引了一位女护士温柔的目光。
    刘献恒出院时，知心的人儿对他真情告白：好好干！多杀几个敌人！打下大同来，我寻了你！
    刘献恒带着爱人的誓言回到部队，他要求上级发给他一支大枪，争取在不久后的攻城战斗中杀几个敌人。
    教导员杨秀亭了解部下的心事后，立刻表态，让他给女友写信：大同战役后，有情人在部队结为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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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东重镇集宁，旧称平地泉，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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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22日，中共绥东纵队消灭自称受傅作义收编的土匪苏美龙部，攻克集宁。
    8月下旬，傅作义集团进占集宁。
    10月24日，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克复集宁。
    1946年1月14日，傅军再占集宁。
    3天后，晋察冀/晋绥军区合力收复集宁。
    大同战役期间，晋绥军区独1旅/独3旅/骑兵旅及晋察冀军区的1个旅占据集宁及其以西卓资山等地。
    归绥城东75公里外的卓资山，地处平绥铁路线上，是归绥和集宁之间的咽喉要道。
    卓资山，北依大青山灰腾梁，地势较高，是军事要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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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高）会议上，我提到我攻大同，傅作义部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大家认为大同不属傅作义所辖的战区，他即便出兵来援，兵力也不会很大，行动不会很快，只要我们攻下大同，傅部就不敢东来，所以，会议对打援问题只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的战场，没有做出打援的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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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利的原因：
    第一，我们党当时对日本投降后形势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特别是停战协议生效后，有些同志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在战争爆发之前，边区部队复员转业约10余万人。占边区全部军队约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二，我们对中央北线战略计划的指示，即军委关于“三路四城”的指示与认识，要重新考虑。从当时内战的大势来看，战争初期，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不仅在全国军事上，还有经济财政舆论上等等，都处于优势。就是在各战略区（含晋察冀区）也大致如此。在各种形式下，要晋察冀军区攻占“三路四城”这个只能在战略进攻时才能采取的计划，是不适当的。按照这个计划，就要夺取大同，控制平绥线，保卫张家口，这样，势必形成东西两面作战，不能不分散兵力。后来的战争实践也证明，由于战线太长，各路迎敌（含我方进攻），虽然消灭了不少敌人，但没有大量歼灭敌人，自己却消耗不少。
    第三，在夺取“三路”与攻取“四城”这两个不同的军事范畴来说，先后行动顺序要恰当。我们是先攻城（大同）后取路的。假如我们不先攻城，而是先打路，结果可能不同。因为铁路点多线长，敌人分散，便于我们歼灭；打路，对敌人的运输交通破坏也大，可能影响他们的战略部署。先攻城，尤其首先打大同，就要攻坚，把自己的力量消耗了。
    ………
    前述诸点，互相关联。由于“三路四城”的方针，使晋察冀、晋绥两个军区对大同都急于攻下而后快，却是失着。即便执行“三路四城”方针，在顺序上也应先打路后攻城（在解放战争初期不要攻坚）。集宁前线指挥的失误，更加重了这种不利的形势。至于战前领导上思想的缺陷，中央局和军区有责任，但上面的指导，影响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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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军区部队经晋北、大同、集宁战役，伤亡较大。又因作战不利，士气低落；国民党军人多势众，又是乘胜前进。因此，坚守张家口势必使部队陷于被动的局面。
    聂荣臻紧急召集晋察冀中央局常委会，提出：“我们不能在平绥线打下去了，我们要向中央提出意见。”在决定是否放弃张家口时，他提议举手表决。
    萧克第一个举手赞同放弃张家口。他之所以这样做，自有其深意：
    我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方面我认为当前形势下只能避敌锐气、另寻良机，再也不能吃过去那种稍稍发展壮大一些就去和敌人硬拼的大亏；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表示一下对聂的工作坚决支持的姿态。其背景是1944年9月，晋察冀边区曾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对边区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使他的领导威信受到影响。记得在高干会开后不久，前方有位高级干部到延安，说：“前方的同志认为聂不能回边区了。”我当时就感到这是高干会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对聂当时和以后的工作是很不利的。尽管我们离开延安前毛主席同我说过：聂在晋察冀的工作是百分之七十与百分之三十的问题，不该上到“路线”上去，但高干会造成的影响还在。当时，作为军区资历较老的副司令，我在军事上的发言是比较受大家尊重的。若有小人之心，很可能也会像我们见识不少的那种人一样，趁机使个绊子，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我很早就看过《红楼梦》，一直铭记着这样一句哲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更何况此时的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党我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荣损”问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率先举手表示支持。
    大敌当前，一些“认为张家口是不能够丢的，也不应该丢的”将领被说服，同意聂荣臻的决定：我们的整个作战部署，应该着眼于歼灭敌人，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时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作坚守，准备放弃张家口，以便摆脱被动，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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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军区组成由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的野战军指挥机关，统率1纵1/2/3旅，2纵4/5旅，3纵7旅，4纵10旅，独5旅，设防于怀来、延庆及其以南地区，抗击李文兵团；杨成武、冀晋军区政委王平（上将）率3纵8旅，冀晋、冀察、冀中军区5个独立旅，出击平汉铁路北段；晋察冀军区直接指挥4纵和地方武装一部会同晋绥军区4个旅，在张家口以西以北地区防御傅作义部，以保证晋察冀党政机关的安全转移。
    杨成武、王平所部势如破竹，横扫平汉铁路北段。
    9月30日至10月3日，连下望都、徐水、容城、定兴四城，消灭敌军8300余人，掌握保定南北250余里的铁路，积极配合了平绥铁路东段的防御战。
    完成策应任务的王平胸怀全局，他急电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献计献策：敌人云集察南，我军主力应以神速动作，通过妙峰山，转到平汉线。同时，令地方部队对平张段铁路、公路，展开破击战，以阻止敌人东返南下。在平汉路北段，敌人兵力空虚，只有易县驻有第五师，如我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包围歼灭，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一想法得以实现，我军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就可以由被动转为主动。
    然而，王平将军的卓见没有被采纳。
    退出张家口后，罗瑞卿以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那时，有一位同志，曾提出建议，在撤出张家口以后，立即将我军主力部队转到平汉线。当时，敌人在易县只有第五师，比较孤立，我若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围歼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晋察冀的战局就会有个大的转折……
    王平将军的先见之明未能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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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彭富九（少将）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监控傅军的失败，使他久久不能释怀。北平和平解放后，彭富九专程找到原来傅作义的办公室主任，终于查清了原因：
    傅作义怕失密，内部没有用蒋介石统一的密码，他自己另搞了一套密码，蒋介石的电报正规，而傅作义的电报故意搞得颠来颠去，把时间和签名插在电文里边，致使破译十分困难。傅作义没有破译机构，但架了几部电台测向，听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以此得知解放军在张家口西南面有主力，而在张北方向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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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做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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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1947年7月21日的小河会议上评定：

我军各区成绩次第为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和陕甘宁、晋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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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战争考验是严峻的，局势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事前无准备，吃亏不少。在晋察冀的情况也差不多，坏的现象应有尽有，当然好的现象也差不多。个人的经验教训很少，有些经验教训是很痛苦的。我们山东报纸多登好的，主要是打气，我们坏的地方更多更严重，错误也不断。依靠个人的自信心是很成问题的。战争不是容易的事，个人的作用很小，微乎其微，主要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党，靠群众……张家口丢掉，有很多人就骂晋察冀的部队不好，小广播乱传。我们说：晋察冀部队有很多老干部比我们强，不久之后一定能打几个胜仗的。果然经过清风店、石门、元氏等地的胜利后，许多人的观点改变了。胜利英雄，和平时期的英雄，人人能当，可是在不利的逆境下，在革命低潮的逆境下，能坚持工作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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