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金磊：生态种植农民

零分贝突破

为了“养”麻雀而种谷子？周围的农民们没人会这么干，但他们早就习惯了安金磊的“另类”——7年前，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比起7年前，比起周围的田野，安金磊的四十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在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大部分人家遵循着同样的生存模式———青年人进城打工，但除了供养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很少有更多余钱拿回村里；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小麦是全年的口粮，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就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


    2006年入秋，马屯镇几乎所有的棉农都皱着眉头。收获季节开始了，但连续两个月的伏旱让棉株干渴不已，严重的已经成片死亡。


    黄昏时分，安金磊经过金顺(化名)的棉田。金顺正在向经过的乡亲打听棉花的行情：“咋样啊？有消息没？”


    “有说是两块七八的。没人来收咱也不知道啊！”


    棉花的行情，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


    金顺望着自家的棉田——棉株只有半人高，在干旱中挣扎了两个多月后，不断显出枯萎的红褐色。而在安金磊的棉田里，一片油绿的棉株，直长到人的胸膛那么高，不但看不到一棵病株，还开着大朵的花儿，不断生出新的棉朵。


    马屯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2004年的大面积枯黄萎病中，这片棉田也是如此。那一年绝收的棉农不在少数，病株占到三四成已经幸运。可安家的棉花保持着最适宜的含水量(9％潮度)，亩产达到400斤，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看新鲜。


    2006年已经没人来看热闹了，金顺对安金磊匆匆点点头，便忙着继续打听棉花行情去了———他2005年就已经放弃了向安金磊取经的想法。


    2005年，金顺和其他乡亲们一起，得到了安金磊分赠的自育棉种。他喜滋滋地种下去，长势却跟往年差不多。


    再问，他就觉得安金磊的做法“不靠谱”了。


    在金顺眼里，一个好农民是不应该让土地闲着的，“岂不耽误了收成？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能多种就多种几茬。”可每年，安家的土地都轮流休耕至少三个月。休耕期间，他专门让土壤长草，涵养地力。安金磊说，“土地跟人一样，不能总干活不休息啊。”


    金顺家每年都用买来的种子，“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能抗病虫害，收得还多”，但安金磊宁愿相信土生土长的、“经风雨多年”的种子：“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


    金顺在收获期来临之前打杀虫剂，每亩成本几十元，但安金磊从来不打。他的棉田边上，玉米和芝麻像卫兵一样排成直线。“蛾子更喜欢玉米，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会远远地躲开，棉花也就沾光了。”原来是一个诱引、一个驱避。


    金顺觉得，自从有了农药，“蚯蚓那东西就不打紧了，有没有也不耽误多打庄稼”。但蚯蚓是安金磊最看重的朋友之一，蚯蚓能松土啊，他趴在地上细看土壤，脸几乎要挨到地面。


    于是，金顺和更多的乡亲们，继续他们十余年来的种植方式。买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加化肥加农药加除草剂，再加大型机械化，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农民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


    2006年，金顺家用于棉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成本，比起三年前高了10％左右，但伏旱后依然大面积减产，而安金磊的棉田稳产了8000斤，能给他带来近 4万元收入——同村里即便是两个儿子出去打工的人家，也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是明显优于其它棉花的。今年，他的棉 花已经被一家纺织厂商全部订走，准备做成内衣出售，收购价是每斤4.5元。而市价是每斤“两块七八的样子”。　


    小院里的循环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春天撒种秋天收获，中间打几次药，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46岁的张国富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干吗不挣？”


    安金磊的力气，全部花在土地上。天刚亮，5点钟，安金磊夫妇起床。6点之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几里外的田里，去听虫子的叫声。早晨昆虫活跃，他一听就知 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一定要有虫剌蛄(一种昆虫)，它们是帮你间苗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而其他农户的田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同 样赶早下田，只是为了更多地趁着天光干活。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半句话。更多的时候，头也顾不上抬。晚上，人们吃过饭、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安家的晚饭，经常在八九点钟。　


    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三间砖房大屋，一个月洞门，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房子是十年前盖的，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


    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住上一天，就知差别———


    洗碗用丝瓜瓤，烧水用玉米棒，洗头用碱面，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狗的美餐。玉米、芝麻、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


    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每晚“唱歌”。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灯绳上趴着一只蝉。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他只舀一瓢水。　


    存款在一天天增多，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式单人沙发，木头方桌，木板床。有电视，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两幅字：“持身同铁汉，慎语学金人。”


    着急起来，安金磊在人前会打嗑巴。但面对土地时，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


    收芝麻时念叨的是：“(芝麻)这东西真有意思———”


    蟋蟀声起，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这多好，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


    “傻蛋出来了”


    “磊子？那可是个犟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十五年前，安金磊走出农校，在国营农场当技术员，开始种植西瓜。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　


    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几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呋喃丹中毒。”(呋喃丹：最常见的农药之一，用于杀虫。)


    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他回到村里。村子边缘的40亩，因为路远地薄，近乎废弃，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那一年竞标，有人出十几元(每亩土地的承包款)，有人出6元，还有出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


    当时就有人说：“傻蛋出来了。”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有机肥”。从买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


    两三年过后，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拉着板车，到别的村去收羊粪、鸡粪。


    但那个时候，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


    不爱说话的安金磊，几乎天天读书入夜——《中国棉花景气报告》、《中国生态农业》、《濒临失衡的地球》、《自然不可改良》……，还有老庄：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这些书让他想到：“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2002年前后，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农业大学，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实践还很少，临别送给他一本书；又找到农科院，还是送给他一本书，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谁都说这是好事”，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太累不说，也搞不成，没有效益。”


    从北京回来，他依然沉默。他的棉花，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


    那一年他很忙，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来攀谈，话里话外的，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如前文所述，人们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于是，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


    “全县麻雀大会”


    高高的玉米秆后面，只看到一条黑影，尖啸声划过小米地———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


    鹰燕飞起的地方，安金磊咧着嘴在笑———鹰燕是鹰的一种，专爱吃麻雀。它来了，证明这里麻雀多，而麻雀多，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用竹竿撑着，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让人痛心的是：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燕子是不吃草的，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它们都已经死去了，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绝望地累死，在上面吊着，翅膀被卡着，实在是惨不忍睹……”


    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


    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它们挤挤挨挨，喝饱了的还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有的跳闹嬉戏。这水，并无其他特殊之处——除了无毒。鸟儿们的欢乐，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


    从2006年开始，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


    每天早晨，四亩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远远看去，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而一个月前，四亩谷子地里开的，还只是“全镇的麻雀大会”。


    2004年，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之后，他受邀出访泰国，还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12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天涯社区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 “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中，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



■记者手记


安金磊，小概率事件？


安金磊可以没有社交，只与自然共存，这也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活得非常自在。


对于农民个人来说，他的行为不具有可复制性，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心无旁骛，视土地之外的一切几乎为不存在？这本应是一个农民的美德，我们却没有底气去这样要求农民－－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已经太过弱势，他们辛苦一年的利润可能远远不及各级农业中间商。2006年国务院对粮食实施保护价收购，但调研证实：国家为此支付的巨额财政收入，只能有15％落入农民的腰包。对于今天中国的农民群体来说，对土地、对环境、对生态的特殊责任，比起改善生计、提高收入的强烈愿望，实在是一种苛求。多少年来，他们不曾享受更多的权利，却一直在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下履行农业生产的职责。


衡量任何一件事情在农村是否行得通，最直接的就一条标准———是否很快就能见到收益。安金磊这个收益花了六七年，这对一般农民来说，太长太长了。农民已经不习惯相信长远的承诺了———以前有过很多，事实证明一多半都打了水漂。安金磊曾经特别痛惜他们村里的大树被人砍了卖钱，但对砍树的人来说，今天可能土地被开发，明天可能树木被砍伐，那么最理性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有树可砍的时候自己赶快先砍掉，卖了钱落袋为安。要不然明天就可能被其他人砍去。


所以，安金磊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但他是一个挑战，挑战着一些普遍的带有社会性的理念，挑战着每个人心底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套路。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他给出的回答，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取舍得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我希望更多地让人们去关注他的那些挑战性的想法和做法，而不是去了解他个人生活的成败———况且是成是败，不同人的标准恐怕也大相径庭。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完全就是苦行僧嘛。这样说的人，却未必有安金磊那么快乐、过得那么有滋有味。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不在于他自己活得怎么样。就算他无以为继，也不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毫无道理。


抗虫棉：离不开农药为哪般？


农药商的广告对治理虫子“咬牙切齿”，但虫子还是越治越多。


尽管转了基因，也不停地打药，可虫子照啃不误。


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方某县素有“银棉之乡”美称，棉花种植面积达60多万亩，柔软的棉花让棉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棉铃虫大暴发彻底击碎了棉农的“发财梦”，打那之后，棉花在该县消失了若干年。


上世纪末，抗虫棉出现了，这得益于转基因成果的规模化应用。有了抗虫棉，人们又陆续开始了棉花种植。当时人们议论的最多的就是转基因棉抗虫吗？开始时，抗虫棉表现确实身手不凡：虫害小了，农药用量少了，产量和效益也提高了。棉农的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延伸，抗虫棉的表现就没有当初那样有效了。它有天生的弱点：苗期病害多，需要及时打药防治。也就是说，棉苗一出来就和农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另外，抗虫棉易患枯黄萎病，死苗、烂根比较严重，而且很难治愈，只能防治，需要喷施壮苗、助扎根的药剂。抗虫棉对蚜虫不抗，还得打药防治蚜虫。目前农药市场上，围绕棉花种植的药剂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农药商们在棉农身上赚足了钱。


喷施农药的时间间隔约3～5天，每喷雾器装满可达40斤，内含30～50毫升不同种类的农药原液，一亩地一次至少喷两桶。也就是说，科学家向抗虫棉转移的某种基因可能有效地抵抗了某种目标“害”虫，但对于增加的其他虫子们就无能为力了，农民们还得回过头来借助剧毒农药。是否还需要转移更多的基因？虫子们“严阵以待”。


一旦棉株长出“蚊子嘴”(棉桃幼期)，就得着重防治棉铃虫。该虫在生长季节能发生3～5代，越是后期的棉铃虫越难治。今天的棉铃虫已不是从前的棉铃虫了，它们的危害性大大增强了。好像虫子们有意捉弄人类似的，专使蕾铃脱落。为了增产增效，棉农们不得不借助“座桃王”、“整枝打杈”等药剂防治棉铃脱落，喷施“棉桃膨大素”等使棉花多吐絮。


除棉铃虫肆意危害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未知名的虫子。三四年前出现了一种类似盲春象的硬壳虫子，甚是了得，所到之处，蕾铃几无幸免地脱落，致使棉花严重减产，棉农们称它们为绿盲春象。有的四肢细长，形体比苍蝇还瘦弱，危害性也是“大大的厉害”。


目前的农田是充满了杀机的“屠场”，农药、除草剂大量使用。但是，不幸的是，害虫和杂草们越治越多，药物浓度越来越大。昆虫们在人类制造的杀虫剂诱导下迅速进化：长出了很厚的蜡质层；消化系统可产生降解农药的酶，抗药性越来越强。另外，虫子的进化速度远大于农药研制的速度，一般杀虫剂很难将成虫杀死。虽是抗虫棉，叶片上也分布着许多被虫子蚕食的缺口。


棉桃到8月中下旬就陆续开放了，此时才基本停止打药。棉花产量一般为500～600斤/亩，价格2.5～3元/斤。每亩肥料需230元、农膜34 元、农药300元、转基因种子70元、整地100元。扣除以上成本，每亩地经济效益516～1066元之间。这可是全年的收入，因为棉花只能种一季。


给棉花不停地打药带来的环境污染是严重的。稀释农药大多用灌溉井中的水，在提水、加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农药泄漏到地下水中，进而影响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在现场调查时，我们发现，每个井附近都可见大量的农药瓶、药剂包装袋等。　


与上述灭杀棉虫和“饿”死(转基因抗虫)昆虫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河北枣强农民金安磊的有机种植试验耐人寻味。他采取与昆虫甚至麻雀和平相处的做法，坚持不使用化肥、不喷农药，更不用转基因，采取传统的有机种植。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土地让他保养得能感觉出弹性来，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2004 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40亩棉田成了明星：无机种植的棉花大减产，而他种的棉花大丰收。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专家亲自驱车前来参观。在事实面前，专家也无语了。


棉花是我们穿衣的主要来源，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棉籽还可榨油。但是,我们是否为了穿得暖，就需要将环境污染掉？既然转了基因，但棉花在生产的过程中还需要施加大量农药，就是雪上加霜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才是我们追求的长期目标。


安金磊夫妇是农民中的异类，他们自己的50多亩土地不施化肥，不洒农药，为的是保护土地的生命力，他们对土地的收成并不关心，觉得只要能吃饱就可以了，他们甚至还种了片专门给麻雀吃的稷子。


谁还在地里下那个力气


入冬了，没有遮拦的华北平原的大片农田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干农活，可是安金磊还在他的地里，小心翼翼地用铁镐将田间的塑料地膜翻捡出来，然后再用手拾净，手上满是泥污和裂开的口子——— 已经很少有农人像他这样，在田里出笨力气了。一般最简单的做法是：开春时用拖拉机直接耕地，将地膜碾碎，埋在土里。农活机械化，已经是多少年的“铁的事实”。


周围的空无一人，并没有打消他的兴致，“我觉得老天厚待我，让我有地种，既有吃的，又能活动身体”。他不习惯像邻人们一样过冬憋在家里，村子里都是土黄色大平房，依稀响起了哗啦啦的麻将牌声，“我们家没人会打麻将”。


“那样过10年，地里就将有1厘米的塑料，还怎么种地？”安金磊对农活机械化的某些做法很不以为然，皱眉说道。


安金磊的家在河北衡水的东紫龙村，从1993年承包土地开始，安金磊和妻子就开始用最传统的农业耕作法来打理他们承包的50多亩土地，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经常让土地轮流“休息”，分割成各种小块，种上各种庄稼。“什么品种都有”——— 华北农田一直是传统规定的棉粮产区，大块土地一般都被规定种植这两种主要经济作物，他偏偏对着干。


他不是那种鼓吹型的人，“开始就盼着我们能用行动给周围的人做个榜样，让土地能恢复本来面目，可是，这么多年了，没影响到任何人”。即使是习惯于干农活的老人，也觉得像他那样太累，“谁还在地里下那个力气啊”。


安金磊很难归类，有人说他是环保主义者，可是他却很讨厌那些游山玩水、不干实事的一些环境保护协会。有人说他是快乐农夫，他却整天焦虑农村自然资源的破坏。有人说他复古，他却每天使用电脑上网，关心巴西环保部长所说的小农庄试验进行状况如何。


他那50亩土地


1993年，村里的土地开始新的承包，离开村子最远的，灌溉不便的40多亩地没人要，安金磊出了最高的价钱把它要了下来。妻子小张说：“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按老法子种地的打算”。可是村民们都觉得他们傻。


安金磊那时候还不太会种地，他一直读书到高中毕业，毕业后上了农校，家里就只有几亩地，根本不用他下田，“也许就是从小没干过农活，对农田毫不厌倦，反而充满新鲜感”。


可是如何用老法种地？他们两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毫无经验，开始时去请教老农民，人人都知道用化肥，粮食和菜都不好吃，老农民也这样说，可是让他们不用化肥，他们“咦”地拖长了声音表示怀疑。“老农民都被饥荒吓坏了，他们想的是如何高产，化肥是高产量的最好保证。”


安金磊不仅不用化肥，也不想用农药，“用了农药，庄稼是保住了，可是田里别的虫子都死光了，那个系统就破坏了”。接触土地后，上了农校的他对自己的整个学习成果开始怀疑起来——— “整天都是说高产，可是高产就是一切吗？”


除了这偏远的40亩地，村里还有他们承包的10多亩菜地，既然没有既定的法子可遵循，那就按照自己的办法去耕作吧。他们不除草，只是简单用一些杂草堆肥料；不用化肥，而是积攒一些粪肥，要不就泡些杂草当肥料，付出的劳动力明显高于其他人，“也没觉得那么辛苦。”安金磊觉得自己始终处于自自然然的状态，干累了，就在地头睡一觉，“正好蚯蚓会帮我松田，鸟会帮我吃虫”。


刚开始产量不高，可是几年下来，他地里的庄稼明显长得比周围地里都好，土地恢复了自己的生命力。他在田里顺手摘了个小玉米，虽然小，可所有的颗粒都饱满而坚硬———用化肥的土地里长的玉米颗粒里都是一泡水，晒干就很瘪。他田里的棉花也是这样，虽然个头不大，可是纤维明显比别家的长。


在与安金磊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除了困扰已久的病虫害以外，从水源到土地，从播种到收获，从生产到生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当我们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谈论着具体的可持续农业时，这个话题并不轻松。然而另一方面，在安金磊这里，我们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沉重与无奈，反而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悦与希望。他十几年来身体力行走过的可持续耕作之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发现种种问题时，溯流源始，从根本上入手，一点一滴真诚地探索着解决之道。他的实践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农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恢复土地与心灵的健康。



    国营农场到自然田园


    总会有某些机缘让这些隐藏的热情迸发出来吧。就像安金磊，虽然在生命的前二十个年头里从没干过农活，在农校中所学的也不过是常规农业的思想与方法，然而一旦拿起锄头，卷起裤腿，开始了自己的农耕生涯，他对于土地的深情也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被唤醒了。很难说清最初的那粒火种是如何种到心里去的。或许是来自于从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在阅读的那些内质丰厚的文字吧：徐霞客的游记、秦牧的杂文以及各种对于人与自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论述。又或许是来自于深入细致的观察吧：对称排列的叶片、植物自己的身体语言、生命的循环往复……一切无不展示着自然造化之神奇。又或许，对于从小就善良易感的安金磊来说，这些东西原本就在他心中。


    从农校毕业以后，安金磊就来到县里一家国营农场当起了农业技术员。就是在这里，他敏感地注意到滥用化学制品对土地所造成的伤害——尽管化肥用量在逐年提高，地力却在不断下降。安金磊向村里的老人请教。一向坚信“人懒地薄、人勤地厚”的老人们打心眼里看不惯现在的人种地——喷完农药、除草剂，大家就没什么可干的了，整天游手好闲。农家肥也不用了，秸秆也不还田了，如此胡闹下去，对土地哪会有什么好呢？


    就这样，通过读书、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与村里的老人交谈，安金磊越来越觉得现代农作方式绝非长久之计，而对于人与自然应该怎样和谐共处，传统的农作法却能给予人们良多启示。大地是有生命的，杂草、虫子也是生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养育我们的土地？杂草和庄稼，虫子和作物真得不能和平共处吗？人在自然之中，在耕作之时究竟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安金磊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思考起这些问题，而一直以来喷洒农药、除草剂所引起的内心的挣扎渐渐变成一种良心上的煎熬。于是，他开始和几个同事摸索着在农场中进行土壤改良的实验——对果树施用绿肥、不再使用除草剂、减少农药的用量……然而这些探索并没有得到农场领导的支持，反而被视为是荒诞不经的“胡闹”。毕竟，在90年代初，包括安金磊在内，国内大多数人连“有机”这个词都还没有听说过。


    95年农场中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安金磊便多了一些自由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做各种实验。从那时起，他就摒弃了各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开始用对环境、健康完全无害的方法进行种植。他培育出的西瓜还因为品质优异，含有大量的抗癌元素，获得了农业部的品质检测奖。然而，“抗癌西瓜”并不会因为获了奖就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更看重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农场并不鼓励这一类对增产无益的研究与实验。安金磊深深感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与农场的发展目标实在是相去甚远。


    2000年安金磊辞去了国营农场的工作，回到村里承包了50亩地，对于究竟怎样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农作法开始了独自探索的旅程。在这条路上，始终陪伴他一起学习研究、日复一日劳作的还有他的妻子张秀双——一个同样朴实善良的女性。


    为了找到真正利于棉花生长的种植方法，替一方乡里解决病虫害肆虐的问题，安金磊将大部分土地分出来栽种上棉树，一小部分种上了小麦、玉米、西瓜和大豆。他和妻子就在这里建设着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自然田园。耕田、播种、堆肥、割草、养护、收获、还田……一切都是靠双手来完成。安金磊就像照顾朋友一样照顾着他的作物，每天即使没有活也要到田里看一看、转一转。一天不见，心里就像没了着落一样，一日不跟泥土打交道，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出远门的时候，他心里记挂着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小花小草，往往是还没离开，就想回去了。他说：“植物们也是有感情的，她们也会想念我”。这样念叨着，同行的人心里也渐渐柔软起来。


    的确，与大部分普通农民相比，安金磊多少是有些特别的，我不知道这些想法与行为究竟给他带来过多少不理解的目光、妄加揣度的议论，以至于每每在和我们聊天时，他会突然停下来，用极诚恳的语气问我们：“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的脑子有毛病？”在村里，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放着好好的农场不去，非要回家来受苦。也有人说他们夫妇这样勤勉，怕是想钱想疯了。然而，他的棉花长得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方圆几百里地内都是很有名气的。因此，附近的农民也有不少人找到安金磊，想听他“讲课”。一是自家的棉花虫害太严重，病得太厉害，想来这里取取经；二来也觉得他说的东西挺有意思，从传统农作法讲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从农民的困境与出路讲到农业的功能，说的都是实情实理，却又透着新鲜。我们在与安金磊的交谈过程中也都获益良多——他的学问不仅仅是做在书本上，更来自于亲身的实践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