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大国策”之四：强国之路的“中国策”

铁鸟

    引语：
    书斋知识分子或谓人文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情景下才足以取得傲人的学术成就？对策知识分子是不是只能在“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功名利禄中获得认可？

铁鸟

    作别小国心态，并不等于自然进入了大国精神世界。大国的雍容气度绝对不来自故意的附庸风雅。仅仅依靠心理上的自我鼓舞是不可能支持大国精神成长的。大国精神不仅与国家的政经实力相关，也与国家的制度安排恰当与否有关，更与这个国家民众是否乐意关注国家事务并积极提供智力支持相连。
    就此而言，一个国家是不是能够动员她的公民们普遍行动起来，开动脑筋，积极运思，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就成为制约一个国家是否有希望成为大国的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之所以在区域化世界格局中显得强盛，是因为她足以聚集整个国家的智力资源。这种聚集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策论传统。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产生，就是因为读书人试图校正“天下无道”的局面，力图以自己的力量恢复“天下有道”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的“士志于道”就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干预国政的雄心壮志。当古代知识分子获得“坐而论道”之外的“起而可行”机会的时候，他们无不试图以“帝王师”的尝试实现其政治抱负。
    探析古代策论传统的构成要素，才会对其发挥的积极政治效用有一个合理认知。
    对策的主体要素包括，具有宏图大略的政治家虚心求教于天下聪明睿智之士、天下心怀济世救民大志之人竭心尽力构思修齐治平之术、整个国家全体动员起来烘托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显示出维持强盛的民族动向。
    对策的客体要素，一者是国家统治与治理难以解决的重大实践难题，二者是牵扯到国家精神建构的复杂建构问题，三者是国家改弦更张的总体举措抉择。
    从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些经典对策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上述主客观要素的同时存在，才使君臣殚精竭虑、努力求解。一方面，希望获得有效对策的君主绝对不仅仅着意于对策知识分子的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对策知识分子也肯定不能依靠毫无主见的献媚之词获得君主亲睐。对策的君主与士人以解释或解决政治难题而结合起来，构成对策传统的政治过程。
    从君主一方来看，他必须具有虚怀若谷的气量；就对策知识分子来讲，他们也只是想以自己的政治智慧提供治国良方。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有这样的理想，使他们的策论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合理化的一个重要保障。当然，由于古代中国的皇权专制，以及皇权专制情况下权力的不受约束，对策知识分子屈道从势的悲剧无法避免。
    屈道从势，既体现为对策知识分子对于皇权的无可奈何，一切策论都得由皇帝决定其价值，策论价值没有自我显示的空间；也体现为策论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没有保障，一旦开罪于皇帝，就大致甚至彻底丧失了对策机会。董仲舒后来观天象议汉武得失，遭削职为民，就反映了对策知识分子的尴尬。
    因此，在现代背景下再造中国的策论传统，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以保证对策知识分子不至于陷入屈道从势的窘境：
    第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的策论是不是必然陷入丧失价值原则、沦为政治帮凶的处境？策论知识分子如何保持自己的价值立场不变、同时有效介入政治事务过程并实际影响政治事务的决策呢？
    这里首先一个难题就是道与势的矛盾问题---志于道还是屈于势对于策论知识分子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各种前现代社会中，由于主权国家大多缺少保障基本人权的制度机制，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化程度又相当之低，因此屈道从势是对策知识分子不得已的事情。好在现代民主社会化解了道与势的绝对矛盾处境。一方面，宪政民主的人权保障，为知识分子解除了生命之虞，只要符合宪法保障的基本规则，对于任何权倾一方的政治人物说“不”都不会有什么政治危险。另一方面，政治权势人物不再拥有一切置人于死地的资源，他们只不过是职业化的政治活动人物而已，在有效限制权力的前提条件下，屈道从势的政治障碍消失了。知识分子再也不用以自爱的方式保证论政的正当性，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权势说真话了。
    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道德理想、正常方式与适宜结果共同构成知识分子政治谏言的要素。
    第二个问题是，策论知识分子必须共同为政治事务进行规划，但基于不同政治价值立场的策论知识分子总是无法达成政治共识，因此他们总是陷于相互攻讦的状态，以至于无法为政治生活的正常展开提供富有价值的对策意见。因此，现代复杂分工体系中的知识分子如何使用策论工具来干预公共事务？底线共识与策论对峙之间的悖谬如何化解？
    就前者而言，现代宪政条件下保障策论知识分子得以形成底线共识，不管价值立场与对策主张之间具有多大的差异，对策知识分子都不能挑战宪政共识。换言之，他们绝对不能产生一种抹杀对手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的冲动并将之作为策论的基本决断，这就注定了策论知识分子不会诉诸国家权力来保护或推行某种特定的对策，策论成为自由竞争的政治咨询。
    以后者分析，民主条件下得以维护持不同见解的策论知识分子的理性主张，在不同的对策之间，既然人们不是诉诸权力裁决，那就必须服从互较短长的对策竞争规则，由此使得对策的理性效用相应提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思广益之意。
    第三个问题是，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在策论中才能显示其知识创新或知识传播的价值？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但书斋知识分子与策论知识分子的各自功用是如何的？书斋知识分子或谓人文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情景下才足以取得傲人的学术成就？而对策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只能在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功名利禄中获得认可？
    在政治清明没有保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确实只有两者择一，甚少回旋余地。因此一个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最好甘守清贫，退居书斋，方成名节。但现代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则不必在两者之间踌躇徘徊。因为他们退入书斋是专业知识分子，进而论政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两种角色之间，并没有不可克服的跨越障碍。
    虽然人们也认为“公共越多，专业越少”，似乎还是难以完全兼顾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与公共介入，但顶尖知识分子并不是那些将自己完全隔绝在象牙塔中的书呆子。
    可见，古代策论传统与现代策论方式具有重大差异。解除了传统策论的悖谬处境，在现代条件下完全可以重建策论传统。积聚优质智力资源为中国崛起谋划，正是重建策论传统的现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