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通事件

铁鸟

        八达通是香港通用的电子收费系统，也是全球最早最成功的电子货币。
        今年6月中旬，时任香港私隐专员吴斌接到投诉，指有公司将市民的八达通个人资料用作商业用途，分析八达通卡持有人的购物爱好等。
        面对投诉，八达通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碧铧刚开始一口否认，然而，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她再也难以自圆其说。
        8月4日晚，八达通宣布接受陈碧铧辞去总裁一职，并将出售资料所得的4400万港币全数捐赠香港公益金。
        有意味的是，八达通事件的演变进展，适逢香港私隐专员新旧交替之时。就在陈碧铧辞职的当天，新任私隐专员蒋任宏上任。这位带着正义女神铜像上任的专员履新时表态，将继续跟进事件的调查，并表示，八达通事件给香港人上了重要一课，令大家对个人隐私保障的意识史无前例地大大提升。
        如果香港人对隐私缺乏保障意识，八达通泄露隐私事件就不可能如此火热，媒体不可能不依不饶，公众不可能全情投入搜集证据，议员不可能穷追到底，港府不可能如此高度重视。因此，蒋任宏专员所说的“给香港人上了重要一课”是指更高层面的反思和提升，如在科技发展的社会中，如何避免科技发明对个人隐私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在立法层面及行政执法层面，如何完善个人隐私的保护等。
        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通过八达通事件上了一课的还不止是香港，对内地而言，才是结结实实上了一课。
        就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媒体不断曝光买卖业主信息的事件。人们的手机常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陌生人来电或短信，收到一些商家推销广告，或者诈骗分子设下圈套与陷阱骗人钱财的信息，电子邮箱经常会收到垃圾邮件和商品广告。遇到类似现象，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厌恶，但也无可奈何。即使受骗上当后报警，警方也破了案，最多只拿骗子问罪，很少会追究隐私泄露的根源。
        涉嫌泄露个人隐私的，既有银行/保险/民航/汽车零售/房屋中介等经济领域部门，也有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被要求填写各种表格，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住所/联系方式/生理特征及情感婚姻状况等，但这些本应妥善保管的个人隐私，或有意或无意，或出于经济利益，或抽心大意，都有可能向外泄露。这充分说明，内地在保护隐私的意识方面，与香港社会有很大的差距。
        同样有差距的还有法律层面。隐私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格权利，是每个公民理应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告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现有的许多法律法规对保护个人隐私，只是作了间接的原则性的规定，在宪法/合同法/商业银行法中有一些抽象的条款，但并没有把隐私权作为独立的人格权在法律上加以明确。
        香港则一直重视隐私保护，不仅在1996年12月20日开始施行《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而且还成立独立的法定机构：私隐专员公署。这个机构的职能，既要让公众知晓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又要积极介入政府决策，确保新政策全面考虑保护市民隐私，还要处理侵犯市民隐私事件。
        八达通事件，让内地人知道香港不仅有雷厉风行的廉政公署，还有铜墙铁壁似的私隐专员公署。而这个机构的职能和角色，正是内地，尤其是深圳可以借鉴之处。深圳商业发达，经济活跃，侵犯个人隐私的现象时有发生，完全可以运用特区立法权，专门立法保障市民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