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农村民俗民情正在消失》@自然农人老贾 @仁波切 @凰栖桐 @王鑫桐 @三儿

铁鸟

    记者：为什么会把《秦腔》形容是献给家乡的一块碑呢？
    平凹：从写作角度来讲呢，我写的小说，都与农村生活有关，和当下生活现实有关，无法割断；从大的角度来讲，商洛地区是我的故乡；从小的地方来说，棣花街是我故乡，在小说里我经常写到商洛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命运，以此为背景，但是很少写到我老家那个镇子---棣花街。在棣花街的19年生活，给我特别深刻的人生记忆。
    我读大学后虽然住在城市里，但和故乡和农村基本没有断离关系。下乡采风、体验生活，我都会跑回老家。对故乡发生的任何事情，我自我感觉非常熟悉和了解。农村问题大家非常关心，我是农民出身，自然对棣花街现在的变化也很熟悉，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面对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常常不知该赞美、该庆幸、该诅咒还是该惋惜。
    在这个角度，《秦腔》仅仅代表作家本人对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对时下中国的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达出来，给时代留下些印记。给故乡棣花街、给棣花街的父老乡亲树一个碑。但是能不能树好，认不认可还要看读者。
    记者：我听说你因为写这部长篇小说特别累，以后不再写长篇小说了。
    平凹：《秦腔》写的过程特别累，我写了一年零九个月，第一稿写完，不满意，推翻重写，这样重复两次，在第三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第四稿，因为我不会电脑，还是传统的手写，整部书50万字，改抄了三遍，等于写了150万字。所以当时出版社来取稿时，我说，以后会少写长篇了，起码若干年内不再写长篇小说了，但并不是封笔不写文章了。
    我的习惯是十年一个坎，这些年我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长篇小说上，特别累，下面一段时间里，我会写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
    记者：在《秦腔》里，你对农村、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描写特别深刻。
    平凹：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就拿我的故乡来说，那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农民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
    我熟悉的老街人家在这些年十有八九迁居到国道边，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了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我认识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农民渐渐地从土地上剥离和出走，对于年轻的一代是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总体来讲却是无奈。许多事情从理论上来讲都是明白的轻松的，但现实沉重而苍凉。所谓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就是这样。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都关乎着人类的命运，这就使作家有了可写的东西，当下的中国农村也更是这样。往往这个时候我们难以把握，更多的是迷惘、矛盾。
    记者：为什么会以《秦腔》来命名呢？
    平凹：秦腔在这本书里是有象征意义的，可以看作是写的“秦人之腔”即“陕西声音”之意。秦腔在小说里的寓意超越了戏曲本身，尽管清风街的人那么热爱它，可它仍宿命般走向了衰败。但是，在更大的层面上，象征着当代中国一部分人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生活、灵魂深处的变化。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除了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外，灵魂里还需要着什么？
    记者：不同的是，你不再呐喊，在小说里解决问题，提出答案了。
    平凹：我是五十岁的人了，世事也该经历多多，不再怨天，而多尤人；尤人的什么呀，许许多多的烦恼和迷惘并不关乎人的道德而来源于人性本来的缺陷啊。如何在一个极简单的故事里，表现出我们除了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外，灵魂里还需要什么？对此我又能说清吗，我说不清。我不奢企我的作品是呐喊，盼的是读者读完之后，如劳作了一天仰躺在床，伸一个懒腰，长长地吁一声叹息，使骨骨缝缝中的疲倦能散发出来。
    在完成《秦腔》的写作以后，我接下来的作品会有一些变化，从写作风格到地域色彩，都会尝试加入一些新东西。我希望自己今后的作品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至于到底会以怎样的面目来面对读者，请大家耐心等待吧。
    记者：这部长篇小说在语言上与《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很相近，但是在精神上却有很大不同。
    平凹：万变不离其宗，从叙述角度、文字上绝对不同于以前的作品。《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还原了农村真实生活的原生态作品，甚至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对于这种写法，作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试验，以前的《高老庄》就是这样，只是到了《秦腔》做得更极致了些。这样写难度是加大了，必须对所写的生活要熟悉，细节要真实生动，节奏要能控制，还要好读。弄不好，是一堆没骨头的肉；弄好了，它能更逼真地还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
    记者：读者进入小说有困难，因为你的生活化的语言，读起来不舒服。
    平凹：《秦腔》绝对是慢读才出效果的，在叙述角度上、文字上，《秦腔》绝对不同以往的小说，我取消了长篇通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不敢说这是一种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试验，它可以更逼真地还原生活。
    记者：在《秦腔》后记里你提到，家乡现在发生的一切令你感到痛苦。
    平凹：对于西北的农村、农民和土地，我是非常了解的。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从农村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到农村去，你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所以我在早期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浮躁》，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的停滞不前，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我去过许多农村，尤其是对故乡的事更清楚。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认识和以前绝对不一样，我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常在心头。我忧患、矛盾，又无可奈何，总想写写我所感受到的东西。
    记者：作为一个城市人，你怎样和家乡保持联系？
    平凹：我每年都回老家的，虽然已经进城几十年了，但是我和老家的关系并没有切断，因为我的亲人还在那里，祖坟还在哪里，我每年逢年过节还得回去烧纸上香。然后就是我家那里的乡亲，还有当地的干部也经常来西安，他们要办啥事，寻个什么人啊，开个会啊，都会来找我帮忙。
    记者：根据你的观察，家乡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平凹：因为我大量作品都其实是写农村的，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从《浮澡》开始，一路写下来，农村发生任何事情，从土地承包改革到90年代，我在作品里一步步都写过了。当时的农村，土地刚刚改革，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都很高，精神特别足，一片劳动的景象，你能感觉到在那片土地上突然发生的变化，确实有一种欣欣向荣的面貌。
    经过好多年以后，农村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当年我看到的那种欣欣向荣的面貌了，就说我当年生活的那个小村子，草和树特别少，草一长出来就被割掉了，喂牛，喂猪，当柴火，所有能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特别有生气。这几年回去，草和树长得特别多，给人一种很荒凉、阴森森、潮湿的感觉，正当年的劳力、年轻人都走了，去城里打工，村里尽剩下老弱病残在村里，有些人家的地都荒了，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没有一点生气。
    以前农村的房子不是这样的，都是黑瓦红砖白墙，冬暖夏凉，舒服得很。但是，很多老房子都废弃了，要么是全家搬到镇上城里去了，主人要么是盖了两层楼的水泥钢筋新房，外面贴上了白色的瓷砖，难看得很。现在的水泥房子还不如以前的土木房子结实，一地震就全完了。但是，在农村人眼睛里，似乎这样的房子就代表先进、排场、洋气。
    现在，农村两极分化很严重，有特别富的，也有特别穷的。但是，在作品里，对这样的现状又比较难写，写得不好人家又会说你灰暗，调子不高。
    记者：农村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生活怎么样呢？
    平凹：现在农村的风俗民情正在消失，以前的农村还有些精神生活，现在是彻底的没有了，一天累了，就在家看电视，家与家之间也不像以前爱串门了。风俗民情这些东西都是人在吃饱饭以后人身上散发一种活力，它依附在人身上的。就像农村做饭一样，没有火自然也不会有烟一样，这样的变化像是暴食又暴弃一样，现在的农村，缺少一种气，人太少，太冷清了，一样，比较优秀的农民都离开土地了。
    今年中央把农民的税都免掉了，加上粮食也涨价，现在种地的人也多了点，一些在城里没赚到钱的人又回来种地了。这是我今年回老家看到的新变化。
    就是过年，人也少得很，写春联的人家少了，村子也不热闹，没有了剧团，也没有人去杂耍，电影也看不到了，镇上的文化站、电影院、书店也垮了，只能到县上去看，唯一的生活就是看电视。
    我觉得中国现在各地区和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同一个省内，西安和商州之间的差距就非常大，下面的县、镇之间的变化又有差距。西北农村和江浙地区农村的差距也非常大，那到了上海又有不同的变化。从东到西，我看到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从东向西的复制，这种浪潮又似乎不可避免，在商业化的浪潮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我觉得现在中国改革气不均匀了，像一个口袋，走到有的地方漏气，地方发展之间的距离差别非常大。
    记者：你对现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怎么看？那些进了城的农民生活状况怎么样？
    平凹：物欲横流在城市的时候，我们还有地方躲一躲，因为我们还有老家、故乡，那就是我们的桃源，我们在受伤的时候，还可以回到家乡躲一躲，在诗情画意的田园里疗伤。而现在我们所向往的这个家园也发生着同样的改革，它比城市受到的破坏还要巨大。对这样的现实我是觉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这好像也是在中国目前发展现实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农村现在不被重视，国家现在也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放到农村去，解决农民面对的各种问题，城市的问题现在是首要的。农村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受到重视。
    记者：现在爱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平凹：如果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仅仅为了看书，是不对的。就像人要吃饭，车要加油，文学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而且因为社会变迁的原因，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与上世纪80年代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文学依然是神圣的。
    读者：现在80后作家作品出得很快，那些中年作家反倒作品越来越少，你怎么看这个现状？
    平凹：现在看书的人虽然比以前少了，但是写书的人却是越来越多，而且年龄也越来越小。我在杂志社工作，并且担任美文比赛的评委，那些年轻的孩子写得很不错，他们真让我吃惊。
    现在年轻的作者写大作品的也有，而且谁都可以写，但我认为，中学生写长篇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在我看来，写作应该是马拉松，看的是耐力，长久性。真正好的作品还是要到中年后，有了阅历才能出现。当然我们不排除天才，比如张爱玲16岁就能写出惊世之作，但天才毕竟是很少的。现在的一些高校在这方面比我上学时气氛要好。我大学时就开始搞创作了，但那时候是受到批评的，大家都去做学问，搞创作的人是被看不起的。但是，现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搞创作，而且，许多理工科大学也都设有文学专业。
    现在有很多作家到大学教书，这种风气很好，文学正在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记者：今天的你已近半百，到这个年纪，对人生的感悟是不是更深了？
    平凹：我发现人到中年后都有高老庄情结，我觉得人到中年后对人生的体会就多了。一到50-60岁后就没有激情了，年龄是最可怕的东西，明年肯定比今年知道的东西多，就像麦子一样，一到天热就必然熟了，不需要怎么样就老死了。20岁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思考死亡，死亡离你远得很，再受苦受难你的心情却总是欢乐的，40岁之后马上就能接触到死亡，这不是说你读了哲学书，而是现实环境让你感觉死亡无处不在，比如你的亲戚、朋友有死亡早逝的，灾难事故频发，这些现象不断向你发信号：死亡的脚步就来了。从体验的角度来看，生命成长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比你从书本、电视上获得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记者：为什么你认为，你50岁以后的作品要比前面的作品获得更多的收获？
    平凹：我的早期作品清晰、优美，但都是别人的事，听别人讲话，受启发才写出来的。而后期的作品基本上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写出来。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比较混沌，可能有一部分读者不容易接受。但我觉得，这些作品对我自己而言收获要多一些。最新的长篇《秦腔》完成后，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若干年内都不会再写长篇了。我计划今年到陕南、陕北走一年，多积累点知识，到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创作新的作品给读者。
    记者：刚才你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写作，那么有很多人说你在写《废都》之前，是处在一个高峰期，而在《废都》以后，你的作品就不如以前了，但是也有人说你现在才进入高峰期，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自己还能够保持几年的状态？
    平凹：别人那么看，我自己倒不以为然，搞写作吧，谁也估计不来，因为当时《废都》出来以后，很多批评文章把我骂得很难听，说我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了。但是自己的感觉吧，还能够写一些作品。别人说了你肯定不舒服，但是自己也不因此而灰心丧气，慢慢写就是了，具体能够写得怎么样，那我也不知道。到底现在是不是高峰，还是低谷，也不管它了，回家写就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作家写一辈子，不管出现那种情况，分几个阶段都很正常，尤其他写什么作品，能够写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都有宿命的因素在里头。
    记者：面对越来越多的快餐文化，你特别主张慢读，为什么？
    平凹：虽然现在社会节奏加快，但我认为更需要一种慢心情，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都市人对很多书都是翻着看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对于一周以后即将上市的我的最新长篇《秦腔》能够慢着看。这部小说没有大的曲折情节，讲述的都是农村那些日常生活，只有慢慢地投入进去，才能够品出滋味来。
    记者：在生活里你爱听秦腔吗？
    平凹：爱听，秦腔号称大秦之腔，就是秦人的那种说话，那种发音。字面上看，就是秦人发的一种声音，那个剧种是特别高昂的，外地人要看秦腔，猛得一看，好像是吼声，就是特别震耳欲聋的那一种效果。秦腔里面有很慷慨激昂的东西，也有很婉约的东西，它主要表现一种悲壮的苍凉的东西，它容易表现这个东西。
    我在西安有很多唱秦腔的朋友，南方的这些戏曲比如像什么黄梅戏花鼓戏，老是觉得它不解馋，就是不来劲，一听秦腔就得很解馋很来劲。所以我觉得南方这些戏像摆设像生活的点缀，就是为了让人更舒服，秦腔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心灵的。
    平时比如说心情郁闷了或者说心情很高兴了，就哼唱两句秦腔。在农村比我年龄大的这些人几乎都会唱秦腔，有的人没念过书，但是你要讲起过去那些历史他都知道，他不是从书上学来的，他是从秦腔戏里面听来的。虽然生活在农村，社会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的农民也看电视，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看戏的，一有剧团来，他们都爱看的，人山人海的。
    我小时候在乡下看戏，那时不仅仅是看戏，就是一种集会的一种机会，就是小孩玩的，整天在戏台边上，我想办法要上到台子边上，人家把你赶下来，又跑上去爬到树上，爬到麦草堆上，哪个村子放戏，就像过大节一样，下午就开始占地方，叫亲戚朋友都跑过来看戏，看那个演员，早早看上一下那个演员，就觉得无比地幸福。就像现在十六七岁的孩子对港台歌星那种崇拜，狂热都是一样的。
    记者：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即将揭晓，而你的小说《怀念狼》与莫言的《檀香刑》宗璞的《东藏记》熊召正的《张居正》进入了前四名，你怎么看待这个奖？
    平凹：茅盾文学奖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奖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也不能评说什么。自己的作品递上去，就任人评说，我的心态还比较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