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中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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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2-3月间，豫鄂陕军区部队分批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北渡黄河是正确的，把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并且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
    从突围进陕南到北渡黄河，我军在豫鄂陕边区顽强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如果还继续坚持下去，再拖上半年，那损失恐怕更大了。
    有人说，中央不是要你们在陕南坚持下去吗，怎么北渡黄河了？
    据我所知，当时不完全是这个情况。中原局的几位领导同志到延安后，过了一段时间，曾经决定我仍回陕南去，协助豫鄂陕军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临行前，我到刘少奇同志那里请示，刘少奇同志确曾讲过：一定要在陕南坚持，不惜牺牲，牵制住胡宗南的部队，就是打光了也是有意义的。但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面吃饭一面对我说：看情况办事，部队能在那里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就过黄河。
    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是同意和批准了豫鄂陕军区部队过黄河的（汪锋同志插话：我1959年到北京，在怀仁堂小房子里，周总理对我说：你们不过黄河也不行。主席讲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北渡黄河，正是为了保存“青山”。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你再坚持下去，也拖不住胡宗南的部队使他不进攻延安。虽然可以分散他的一部分力量，但起不了根本改变局面的作用。

    北渡黄河，就是从陕南撤退。
    1947年3月当国民党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攻时，党中央不是也断然决定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吗？这种撤退正是为了选择有利时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从陕南撤退，到晋城休整一下，让部队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参加战略反攻，是对的。这已被后来挥师南下、重返中原的事实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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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六七月间，原中原局在山西晋城召开了高于会议。这时，作为领导来讲，应该充分肯定中原突围的成就和意义，针对部队过了黄河后的一些失败情绪，大张旗鼓地宣传突围取得的重大胜利，给大家乡打气，多讲前途光明。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毛主席就曾高度评价长征的伟大胜利和意义，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起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这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中原突围的意义估计不足，只看到丧失了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牵制了大量敌人和保存了基干力量的战略作用。甚至有人曾经认为这次中原突围和“皖南事变”差不多。因而在这次高于会上突出地强调了要总结经验训，并企图借此时机来克服某些同志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这就助长了部分同志中本己存在的某些互相埋怨、互相指责的失败情绪。影响所及，后来有的同志竟认为中原局在领导中原地区工作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也是有错误的。会议只好无结果而散。
    这次会议开了60天，没有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一些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同时，由于有些对中原突围的不恰当的论断是出自中原局的个别负责同志之口，致使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也误以为真，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以讹传讹、混淆视听的作用。当时我是中原局的一个委员，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是有责任的。后来豫鄂陕军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重返中原时，幸亏陈毅同志1947年11月根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淮阳地区讲了话，从战略全局上充分肯定了中原突围的重大胜利和五师部队的重大贡献，才把大家的劲重新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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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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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严格检查起来，在准备和实行突围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责任在我。
    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
    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呆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上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
    但是，当国民党的30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两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的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
    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积极转入地下，缺乏周密准备，抓得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到。因此，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比较大。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
    对中原突围，如果由于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误解，可以原谅。但如果离开历史实际，凭想象说东道西，就不妥当了，既不利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也对不起在突围中死难的烈士。
    编写战史和革命史，特别要注意的是，既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又要有利于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认真坚持党性原则。任质斌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对五师的历史和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在五师和鄂豫边区工作过的健在的老同志很多，做编写工作的同志可以去人或去函了解，请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况。
    由于事隔几十年，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能回忆起来的也不一定很准确。上面讲的几个问题，供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同志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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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毛泽东电示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
    时局虽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能集中1至2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重要，能否在半月左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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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鄂豫皖湘赣）军区，开始加速实行战略转变。
    在日军宣布投降后，部队立即展开受降工作，在8月中下旬10余天内，五师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歼灭拒降日伪军3500余人，攻克中小城镇12处。
    由于国民党军大举迸犯，鄂豫皖根据地不断被其侵占，五师迫不得已，停止受降工作，立即集结部队，准备对付内战。
    在此期间，五师积极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政治攻势，呼吁他们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反对国民党挑起内战。一向受到国民党嫡系排斥、不愿打内战的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程道荣（即程耀德）率部5000余人，毅然于8月15日在河南确山陡沟宣布起义，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壮大了革命队伍。8月29日，李先念于湖北浆溪店尹家湾主持欢迎该部的大会。9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郑、李的电报中称赞说：你们争取程道荣部队合作混编，是一个大成绩。
    9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鄂豫皖边区领导机关、五师师部及主力一部，由平汉铁路东之大悟山，转移至平汉铁路西鄂豫两省交界的四望山机动位置，着手组训部队。
    9月15日，李先念、任质斌向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为适应目前环境变化，坚决打击顽固派之进攻，坚持和创造鄂豫皖根据地，五师决定成立野战军。由文建武任司令员，任质斌兼任政治委员，周志坚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程耀德为第二副司令员，张树才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3个旅，共1.6万余人。各旅旅长，政委分别为：
    第十三旅吴世安、周志刚；
    第十四旅程耀德（兼）、杨焕民；
    第十五旅王海山、汤成功；
    每个旅辖3个团，各团番号依次为第三十七至第四十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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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军区干部旅在分散游击和化装转移的过程中，有部分重要领导干部不幸遇难。
    中原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旅政治委员张成台、中原军区供给部部长吴先元、中原局副秘书长李其祥等一行5人，7日从镇安县杨泅庙、泰山庙出发，化装赴延安。10日行至文家乡文家庙时，被当地土顽活埋在石灰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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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前进的征途上，我们新四军第五师也并非没有失误。
    1944年，当日寇发动的河南战役告一段落后，我们未集中主力向河南敌后发展，便是五师从头到尾最大的一次错误。
    当时，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从延安发来了电报，明确指示五师应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
    党中央还作出了进军河南敌后的统一部署：以八路军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南下，开辟豫西、加强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以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萧（县）永（城）夏（邑）宿（县）根据地，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以第五师一部由平汉铁路两侧经信罗边向北发展。
    同时发布了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的指示，规定了各项政策。

    发展河南，华北部队需突破日寇在黄河和陇海路的封锁线；华东部队有黄泛区和广西军阻挠；五师沿平汉线北上则比较方便，而且五师部队中的河南籍干部多，熟悉河南情况。

    如果五师当时拿出十三旅主力3个团，十四旅1个团进军河南，河南的局面可以迅速打开，就能使中原、华北呵成一气，造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态势。
    可是，由于当时边区领导处在一种复杂的情况中，未能抽出主要兵力到河南去执行这一战略任务，而只派出了千余人的部队进军到嵖岈山一线，因而未能同豫西嵩岳以及水东（新黄河以东）地区的八路军打成一片，造成席卷中原的形势，改变五师孤立处境的局面。这对以后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五师以较大兵力北上和八路军打通了， 在日寇投降后，就能进可以威胁武汉，退可以向华北或华东作内线转移，使五师在解放战争中避免因突围而造成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