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当官

铁鸟

    早在康熙年间，雍正帝就知道李卫是一个公正廉明的官吏。
    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有一次，负责收纳钱粮，某亲王要求每收1000两银子就多收10两“库平银”李卫不同意，亲王强迫他一定要加收。李卫就在户部大堂的东廊下，放了一个柜子，上面写着“某王赢余”亲王大惊，只好下令停止加收“库平银”又有一次，某亲王府中的家奴杀人，李卫参与刑部的会审。刑部官员不愿得罪亲王，有意加以袒护，李卫拒理力争，在最终定罪时，同僚们想背着他快速审判结案，会审不通知他，谁知，在会审那一天，他一清早就赶往刑部去了。
    雍正帝即位后，非常宠信李卫。雍正帝宠信李卫也得力于允祥的极力保荐，允祥一再称赞他“才品具优，可当大任”雍正帝很欣赏他不畏权贵勇于任事的精神，称他“为人刚直，忠诚勤敏”雍正元年，李卫任云南盐驿道，二年升为布政使，三年升为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少傅。十年时回京，署理刑部尚书，再授直隶总督。
    李卫就任云南盐驿时，雍正帝在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示道：李卫是一出色好员，尔等宜极加爱惜而委用之。
    李卫任云南布政使时，有人密参他以气凌人，恃才傲物，粗鲁无礼，受人馈赠。他私下称呼总督高其倬为“老高”巡抚杨名时为“老杨”在自己执事牌子上书写“钦用”字样，还接受川马/古董等礼物。雍正帝在批谕中说，对于他的忠诚勤敏是放心的，所顾虑的是：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用事，致招恃恩犯纵之讥，则又非朕期许之意也。今后须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嗣后极宜谦恭拮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克谨克慎，毋忽。
    李卫在奏折中表示：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惟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从事。
    雍正帝认为他未分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又朱批道：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
    又因人的习性难改，郑重告诫他：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
    李卫任浙江巡抚时，多行善政，打击贪官，清查积欠，治理海塘，发展生产，使浙江的经济大为改观。李卫仁慈为怀，济危扶困，赈灾救难，很受老百姓的拥护，其政绩是真实的，比田文镜在盐碱地上收税的做法高明得多。
    李卫兼管浙江盐务时，盐枭横行，盐官与私贩勾结，官盐流入私贩。因为官盐奇贵，百姓多食私盐。李卫采取降低官盐价格，控制盐官向私贩走私等办法，整顿食盐市场。大力打击盐枭，使混乱不堪的浙江盐政得以肃清。当时，地方官吏只能缉捕一些中小盐枭，巨商大盗可以逃亡邻省逍遥法外。李卫无法越省稽查盐枭，要求朝廷干预，可是户部不准。由于李卫并非科举出身，又嫉恶如仇，做事不留情面，自然得罪了一些朝中大臣，他在户部供职时想必也得罪了许多户部官员，现在他们就利用职权刁难他。李卫再次呈请，户部仍然不准，李卫坚持所请，事情终于在雍正帝的直接干预下实行了。后来户部在议复李卫关于两浙盐务的题本时，故意称“该盐政”而不称“该巡抚”被精明的雍正帝看出有故意蔑视李卫的意思，立即发旨查问，后来将起草文书的司官张复革职，发回云南老家交地方当局看管。
    当时江南盗案特多，而江南总督范时绎/巡抚陈时夏柔懦不能戢盗。有一次，陈时夏奏报：有四人窃得绸布3000余匹。雍正帝批示说：陈时夏定是受了其下属的蒙骗，岂有四个人能偷运3000匹绸布之理？显然这不是毛贼小窃，而是江洋大盗所为。有鉴于此，他授予李卫总管江南缉盗事宜。为了支持李卫，特设浙江总督一职。
    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命李卫兼管江苏缉盗事宜，并参与江苏军政举劾。李卫料到两江总督范时绎将会干扰自己的工作，上奏折说明。雍正帝叫他不必顾虑：人事参差不齐，何能计较纤细无遗？况且审办公私，最为不易，朕常言，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枢机正在于此。其中原委既不确知，难以批谕。
    所谓公中有私，是就以权谋私而言，无非是求名求利，求名倒也不可一概否定，清官求名与贪官求名绝不相同，李卫不求利而求名，也无可厚非。所谓私中有公，是就人事关系而言，人一旦走入官场，公私就不能截然分开，个人恩怨不可避免要在公事上起作用。要想办好公务，待人接物不可不慎。李卫的缺点是傲气凌人，心量狭窄，容易得罪人，在公事上怎能不受影响？好在雍正帝对他颇为谅解。
    李卫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之后，便大力捕盗，连破多起盗案，摧毁多股盗匪。李卫作为封疆大吏不仅仅善于缉盗，而且善于为百姓营造生计，治河修路垦荒，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安定社会之根本。前任浙江总督满保不允许百姓开垦某些荒地，李卫则招民开垦，当年起科收税，余米可运售别地，给票查验，但不许私贩出洋；他贷款给人民修理塘堤；设灶熬盐，官为收买；渔船入海，给牌查验。渔盐收税，充诸公用，既养活了百姓，又养活了官吏，上下兼顾，左右逢源。捕盗与安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整治贪官污吏，又增加官员的经济收入，可算是善于行中庸之道了。雍正帝曾在李卫的折子上批示：汝之一身，即国家经费也，何得看做两事！
    雍正十二年，李卫任直隶总督时，有一次与户部尚书海望一同勘查海塘，来到浙江境内。浙江百姓听说李卫到了，以为李卫重来任总督，四方百姓“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前来迎接，可见其深得人心。
    李卫自出仕以来，不瞻情面，勇敢任事，使地方顿然改观，是清朝一位方正大臣，虽然有大毛病，但雍正帝看重的是他忠直的一面。所以尽管他受到多方责难，依然信用不移。
    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任命李卫为直隶总督。直隶也是多盗之区，李卫严加整肃。当时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违法乱纪，李卫不顾皇帝正宠眷鄂尔泰，依然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雍正帝览奏十分高兴，他并非在搞权术，要借重李卫来整治鄂尔泰，他是为李卫不畏权臣只忠诚于皇帝的精神而高兴。做皇帝对于臣工“惟知有君”的表现一向都是鼓励和赞赏的。他叫李卫公开上奏章弹劾鄂尔奇，然后命允礼等人审查，但是为了照顾鄂尔泰的面子，只将鄂尔奇革职。人们都知道鄂尔泰是皇帝最亲信的大臣，不敢得罪鄂尔泰。唯独李卫能有如此胆量，皇帝怎么能不激赏他的忠心？雍正帝说：如果不是深悉朕用人无私的衷曲，怎能毫无瞻顾，毅然直言？
    雍正帝对李卫的骄纵粗狂又谆谆教诫不绝。十一年，在李卫的奏折上朱批道：何须如此急促，诚可谓躁矣。
    十二年，又批道：有人在朕前说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
    李卫自辩道：臣本质愚戆，心直口快，即属官中从无一语轻于肆詈，何况他人！惟嫉恶过严，凡遇公事，即觌面相对，不肯依违曲从。或遇有心钩探藉以进身之人，但能隐而勿答，若问之不已，则于是非二字从未惯粉饰虚词，言不由衷，再加添出枝节，驾辞耸动，结恨益深，此实臣一生招尤取祸之大病。
    李卫本是习武之人，识字不多，却注重文事，修方志，建书院，尤其是为浙江士子请命，使皇帝同意浙江恢复科举一事，表明他确实是雍正帝所欣赏的“实心办事”之人。某些人有才华，也能办事，但不实心。雍正帝批评高其倬，总是把保官位放在首位，迎合取悦皇帝，见风使舵，不及李卫朴实无华。雍正帝是很有心机的皇帝，并非昏庸之主。对这种皇帝不可以动心机，他欣赏李卫的坦诚率真。李卫脾气不好，心量狭窄，雍正帝能原谅他，曾对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又多次责备他“躁急，狂纵，骄慢凌人，任性使气”等等。如果是换别人，早就将他革职了，哪有如此耐心？他曾赐予李卫御书“公勤廉干”的匾额一方，以表彰李卫的严猛廉洁。
    有一次，雍正帝问尹继善，在督抚中谁最值得效法？尹回答：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
    乾隆帝对三人有一段评论：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
    雍正帝所信用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刻。在有些人的眼中，雍正帝是一个以阴谋夺得大位的独裁者，他刻薄寡恩，逼死母后，杀害兄弟，屠戮功臣，大兴文字狱，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继位和暴死都是不解之谜。有些事实不太准确，还不能做定论。他的阴狠残忍虽不容讳言，但是，很明显地，雍正帝还做了许多改革，都应予以肯定。这些改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好处，比宋代王安石改革或明代张居正改革都要多。人们对王安石那种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好处的改革，都大加赞扬，对雍正帝的改革却不予重视，显然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因为雍正朝时间太短了，又没有开疆扩土的缘故吧。与康熙朝和乾隆朝相比，雍正朝显得不那么辉煌。
    雍正朝要求大臣官员们求真去伪，务实治国。雍正帝说：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
    他的务实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可媲美于汉文帝。他一再强调要“实心任事、敦尚实政”他常常严厉训诫那些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官吏，并且以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如密折制度）来监督百官，惩治虚伪巧诈，欺上瞒下的官吏,确实达到了震颓起衰的作用。
    人们对雍正帝的用人方式的评价往往有失公允，如有说他任用非人，喜欢任用酷吏。其实也不尽然，他用人的一大特点是重视才干，不拘一格，尤其不看重科甲出身，雍正帝最欣赏的大臣是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人。虽然他们为政严厉，但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反腐败，整饬纪纲，不严厉怎么行？人们常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好听，其实是糊涂话。倒不如雍正帝说得透彻：既不疑，也不信。这就是以中庸之道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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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的观点就是要对执政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