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大国策”之三：大国理性：为国家崛起聚集丰厚资源

铁鸟

    引语：
    一个热情似火而又缺乏理性节制能力的民族，是无法领导世界而成为真正大国的。法国大国建构的失败、苏联大国图谋的破产，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资源贫瘠的注定结果。
    诗意、浪漫、幻想，使它们缺乏足够的国家建设理性。
    理性不能为大国崛起和兴盛提供绝对担保，但除却理性的筹划和理性地运行，一个国家试图成为大国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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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与国际影响两个方面看待大国问题，我们可以知晓大国之为大国的双重根据，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兼得国内均衡发展和国际综合影响的优势，否则其大国地位难以获得公认。
    这就需要一个试图成为大国的国家既充分动员国内优质资源、建立起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文化多元的良序机制，又需要这个国家同时在国际社会纵横捭阖、树立起国际社会乐意认同的国际事务裁决者形象。各种制约国家发展的因素就此必须摆平，而不能让国家处于畸轻畸重的发展状态。
    就此而言，大国理性就是一种平衡理性。这种平衡理性可以表述为四个边际关系：一是大国战略的国内基础之政治/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二是大国战略的国际政策之利益获取与国际公正的平衡；三是大国战略的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的平衡；四是大国战略的历史认知/现实考量/未来预期的平衡。
    这样的平衡原则全面地贯穿进某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过程，这个国家就势不可挡地成为大国。反之，一个国家试图成为大国，就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春梦。对此，可以从两个视角加以印证：一个是历史事实的角度，另一个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
    从前者即历史的角度看，回想19世纪英国崛起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历程，可以看到，它崛起成为大国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英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实践状态非其他欧洲国家可比，二是英国人对于自己现代政治经济实践的自觉理论概括也非其他欧洲国家所能比拟，因此，出现了第三个推动英国登上大国地位的因素，那就是几乎整个西欧的“英国热”显示出艳羡与模仿英国发展模式的潮流，使英国的国际影响力远超其他国家。
    从英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态势讲，它继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之后，以工业革命全面提升了市场经济的品质，并在市场经济规范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开始实践现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权力分割制衡机制，保证了英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主与法治的支持力量。两者相得益彰。这都是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家建构望尘莫及的地方。
    与此同时，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与亚当*斯密分别从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的角度，阐释了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的理性筹划进路，使国家发展的理性自觉上升到现代历史的空前高度。国家理性自此获得了社会渐进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的自觉动力。这样的国家理性，完全不同于后来德国人黑格尔在哲学论证上提出的“国家精神”。后者作为一种绝对精神力量，可以脱离开国家发展的实际成为抽空的精神幻想；而前者构成与国家实际发展进程相互辉映的两种动力之一。
    正是英国的这种均衡发展态势，使得与它激烈竞争的法国人乃至欧洲人羡慕不已。伏尔泰说：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如果我不时爱他们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
    可见，英国之作为大国不是英国一厢情愿的事情，而是别国精英心甘情愿的认同结果。这种认同力量与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并无简单关联，而与其他国家认定的有利于自己国家崛起的强盛之道紧密相连。
    再看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领袖国家的历程，也可以与英国经验相互印证。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首先是因为它以国内秩序的创造性建构，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国的平坦大道：在经济上它以股份有限公司创造出奇迹，而在社会政治发展上以解决族群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社会怨恨问题/政教关系问题/政党制度问题开拓了现代政治的新境地，奠立了大国政治的国内基础。此后，美国更借助于进步主义时代的政经调整，塑造了大国的内政外交架构，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续国际事务以优良的经济秩序和优良的政治制度，占据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宝座。
    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一个试图成为大国的国家，绝对不是穷兵黩武可以兑现其国家图谋的。在很大程度上，大国之为大国，就是因为它得以聚集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丰厚资源，从而既提供民族认同的坚实物质基础，又供给国家良性运作的制度基础，更凝聚起民族力量的强大观念资源。
    缺乏这样的资源聚集能力，一个国家即使一时半会儿显得无比强盛，那也是海市蜃楼、光景难再。
    在现代世界兴起早期出现的所谓大国，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要么国家曾经因为敢于开拓崭新疆界，从而赢得了从区域化时代迈向全球化时代的先机；要么开创了现代工商事业的新天地，从而使国家得以迅速聚集巨大的财富。但这几个国家终究因为缺乏国家精神凝聚力，缺乏现代制度创新的新精神，缺乏领袖世界的精神气质或精神准备，无法真正为现代世界示范。后来一直试图成为领袖群伦的超级大国的法国，也因为内政外交的进退失据，反而因为其大国的国家建构定位牵累了法国的正常发展，以至于迄今法国也从未登上超级大国的排行榜。
    可以断言，国际社会公认的大国，不是某个国家支配了大多数国家的结论性说法，而是因为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凸显了自己国家的强盛之道，因此心悦诚服地认同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的结果。
    可以断言，大国不是实力强制的结果，而是别国内心认可的结果。缺乏内心认可，哪怕是一个国家一时成为别国全心模仿的范例，也会因为模仿国内心的拒斥使这些国家逃脱开去，并且对霸主国家自身的命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苏联与所谓铁幕国家的命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自身的轰然坍塌与东欧卫星国家的树倒猢狲散，典型地说明了大国不是靠单纯强制就可以实现的国家成就。
    自然，理性不能为大国崛起和兴盛提供绝对担保，但除却理性的筹划和理性地运行，一个国家试图成为大国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明了大国理性何以出现并怎样维持，就是一个试图建构大国的国家必须清楚的核心问题。
    简单讲，大国理性的成长有赖于三个动力：
    一是国家-社会-市场的有效分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积极影响。这是建立起国家与公民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的基础。缺乏公民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互信，即使一个国家兴盛一时，也难以为继。
    二是民族的心灵习性有助于政治理性的发育和生长。这是大国之为大国的民族性（国民性）条件。一个热情似火而又缺乏理性节制能力的民族，是无法领导世界而成为真正大国的。法国大国建构的失败、苏联大国图谋的破产，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资源贫瘠的注定结果。这两个民族的诗意、浪漫，使它们缺乏足够的国家建设理性。
    三是公民对于公共事务具有高昂热情的同时有具有冷静的政治事务治理能力。擅长哲学玄思的民族很难建立领导世界的大国，这是因为他们耽于沉思，而失于公共事务的繁琐治理。因此，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始终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在显露国际霸权的时候无法兼顾国际公正，进而在展现硬实力的时候出现两种极端---硬实力是软化的，因为它是依靠强制维系的，而真实的国家实力其实不强；而软实力又显得硬化，因为它仅仅是武力包裹着的意识形态而已，真正的认同是缺席的。前者使其后继乏力，后者使其好景不长。因此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无法展现所谓巧实力，也压根儿无力制定其贯穿过去/现在/将来的国家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