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

骑驴的人

    一共十部分，这十部分的标题是：
    一. 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二. 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
    三. 对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的反思；
    四.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
    五. 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
    六. 对自由、民主的认识；
    七. 共产主义事业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过去理解得过于幼稚，犯了急躁病；
    八. 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
    九. 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宗”理论的第三条路，来创建自己的改革发展模式；
    十. 最终遗言。

骑驴的人

    2000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新闻定义、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达22年），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又是被海外舆论界广泛称之为的“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派”。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我将他的部分讲话和谈话，进行了汇总和整理。父亲虽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和提法，我认为至今仍有着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把父亲的部分反思内容，呈献给大家。
                                                           陆德2006年11月17日

骑驴的人

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骑驴的人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应“宜细不宜粗”。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这是正确的。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不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才是伟大的党。不要怕！（周）总理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却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是结束。一个结论的是否正确，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

骑驴的人

    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
    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此时专政的职能，主要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贪腐问题。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
    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加外力）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就越需要用外力。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
    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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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http://blog.sina.com.cn/lude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