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泗水惨案

骑驴的人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有清一代，福建和东南沿海地区，地狭人稠，剩余劳动力无处安身，而此时的南洋地广人稀，资源富饶。闽粤两省与南洋仅一水之隔，得“地缘”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乡的召唤和吸引，一些无以谋生的民众纷纷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清初放洋出海的华南居民，以去爪哇岛各地的人数为最多。17 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共有五万多名中国人，至18世纪初仅巴达维亚市（雅加达）就有华人十万之多。据统计，20世纪初期，全世界华侨总数约六百三十万多人，其中东南亚（当时习惯称南洋）华侨约近四百二十万人。广大华侨多处在侨居国社会的下层，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赢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同和赞许，相处的也十分愉快。

　　然而16、17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列强先是荷兰继而是英国的侵略触角相继侵入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处于任人宰割的社会边缘，华侨的生活只能用心酸和悲惨来形容。为了独占东南亚，荷兰殖民者不允许华人从事独立的经商活动，迫使华人只能充当开发其殖民地的劳工。1740年，荷兰殖民者为了消灭华人的经济优势，在巴达维亚城疯狂屠杀华人一万多人，造成了臭名昭著的“红溪惨案”。在进行肉体上消灭的同时，对尚存的华人采取了残酷的歧视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端:

　　首先，课以重税，限制人身自由。东南亚殖民地中以荷兰殖民政府的赋税名目最多，税率亦最高。在荷属殖民地的外国人都不征收人头税，惟有华人不但征以重税，甚至比当地的土著居民还要加数倍。华人日常生活的任何举动，如升旗、祭祀、宰牲，以及婚嫁、埋葬、修屋、开市等皆须向殖民地官员请示，甚至在清理街道时，遇到华人住宅，也经常横加挑剔，若小有违犯，则课以重罚。邮政等其他公共机关也对华人肆意谩骂歧视，华人寄信邮汇也经常不按章办理，严重地影响了华侨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其次，司法歧视，剥夺正当权利。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的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兰殖民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侨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侨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进入20世纪，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蓬勃发展，各类华侨社团大量出现。1900年，荷属印尼华侨上层组建了一个新型的华侨社团——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在它的推动下,各地中华会馆纷纷成立。这些会馆号召侨胞革除陋习，倡导学习中国文化，创立报刊，创办教育等等，加强了华侨间的团结，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加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举世华人无不欢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升起五色旗，鸣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三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愤怒的华侨采取闭门罢市的行动以示抗议，荷兰殖民当局进而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开市，又逮捕千余人，酿成轰动一时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华侨对国内的革命活动，始终给予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华侨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都曾经积极参与，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华侨。他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时，曾经做了这样的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广大爱国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持续关注和捐献的大量物资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孙中山常年侨居海外，深知侨胞疾苦，维护华侨利益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称华侨为“国人 ”，虽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侨务的机构，但实行积极的护侨政策，规定外交部负责管理“在外侨民事，保护在外商业”。华侨对新生政权也寄予了极大期望。 1912年2月成立了华侨联合会，成为临时政府联络海外华侨和处理华侨事务的得力助手，进一步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人民间的联系。“泗水事件”发生后，华侨分别致电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请求保护。泗水华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消息传至国内，引起国内朝野各界的广泛关注，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呼声响彻华夏大地，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护侨行动。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尚未被荷兰政府承认，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1日致电主掌北京大权的袁世凯，述说荷兰军警的暴行，痛陈此次外交事件“事关国体民命”，请转饬驻荷兰中国公使刘镜人与荷兰政府进行正面交涉，“以存国体，而慰侨望”。同日，王宠惠又致电巴达维亚华侨，表示慰问，并告知“已尽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宠惠再次致电袁世凯，转告荷属孟嘉锡侨民代表述说的“泗水事件”的最新发展事态，指出荷属华侨为抵制荷兰当局的暴行而举行罢市以示反抗之后，荷兰军警掳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临时政府请求合作交涉的建议，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回应，王宠惠又于25日致电北京当局，指出泗水侨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初立，岂尚忍如满清政府放弃责任，漠视侨民”，若不速为拯救，侨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王宠惠将上述要求通知荷兰外交部，并将对荷交涉的四项条件电告北京当局。2月28日，临时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以此对荷兰政府施加压力。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举措，既考虑到了国内的政情，又兼顾了中国当时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它的处理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是值得肯定的。在临时政府屡发数电之后，袁世凯才回电称“华侨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国内舆论和临时政府的催促下，北京当局也屡次致电驻荷兰公使刘镜人，要求其竭力与荷兰当局交涉。

　　在南京临时政府积极争取与北京当局合作交涉之际，华侨联合会等民间组织也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发动舆论声势，争取事件的早日解决。3月1 日，华侨联合会致电尚在北京的华侨联合会会长汪精卫，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国第一次交涉，如是失败，则外侮纷至”，请求调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电，述说泗水最新情况，指出若只是通过公使的电报往来，势必使事件的解决旷日持久，而侨胞的损失亦会无形增大。上海公民急进党致袁世凯的电文更是词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坚持，弗轻解决。吾民等血泪矢誓，当为国涤羞。愿君努力，共挽国权”。广大民众的舆论呼吁，激起了国人的爱侨义愤，各界的通电纷至沓来，如雪片般汇成护侨的强大洪流，使荷兰当局看到了中国不同以往的护侨情结，不得不采取妥协避让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决进程。

　　由于中国政府立场强硬，民众情绪高昂，经反复交涉，迫使荷兰政府不得不释放所有被捕者，并答应如下条件:一、惩办杀害华侨的凶手；二、优礼安葬被害华侨，抚恤家属；三、受伤华侨除由荷兰政府负责医治外，并给予调养费；四、华侨财产损失如数赔偿；五、荷兰政府对旅居荷属的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南京临时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过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上软弱可欺的局面，为在海外忍气吞声的泗水侨胞争得了合法权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使近代中国外交有了新的生机，也是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活动中的闪光点，赢得了海外华侨的广泛赞誉，使海外侨胞第一次感到独立的中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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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年10月，荷兰殖民当局在爪哇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因城西有一条河，名红溪，是肇事地点之一，故称为红溪惨案。
　　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当地劳动力甚缺，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从各地诱骗华侨，甚至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人口，供其役使。后殖民者嫉视华侨在发展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又怕他们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转而采取严格限制入境，乃至推行排华政策。1727年和 1736年作出规定，逮捕“失业”和无居留证的华侨。1740年7月，殖民当局下令捉拿被诬为窃贼的华侨。有些无辜被捕的华侨或被虐杀，或被投入大海。城内华侨纷纷逃往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进攻巴达维亚城。但走漏消息，殖民当局有所准备。
　　10月9日，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华侨进行血腥洗劫。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城外华侨在黄班指挥下，与荷军激战，伤亡千余人，后转战中爪哇，斗争持续到1743年。

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制造了“红溪惨案”，屠杀华侨近万人。但当第二年荷兰派使者来华谢罪时，乾隆大帝却回答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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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溪，又称洪溪，是流经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一条小河，河的两岸曾为早期华侨的聚居地。要了解发生在这里的惨案，还得从二三百年前说起。

　　16世纪下半叶，为了追逐香料贸易的暴利，荷兰殖民者把手伸到了爪哇岛，从而开始了对印尼长达300多年的统治。雅加达过去叫巴达维亚，简称巴城，荷兰人占领之初，是个人口只有一两千人的渔港小镇。为了把这个小镇建成印尼的政治中心和最大的商港，荷兰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之一，便是招徕中国商船前来贸易并输入更多的华工。至18世纪初，巴城已发展成为有10多万人的城市，华侨人数增至近两万人，他们主要从事工匠、饮食、制糖、酿酒零售等行业，为巴城的崛起贡献良多。

　　荷兰殖民当局对待华侨的政策具有两面性，既招徕、利用，又不断加以限制、打击甚至屠杀。当他们看到华侨人数不断增加并在商战中已构成对自己的威胁时，便横加限制与排斥。巴城在中国古籍中称噶喇吧，程日炌在其《噶喇吧纪略》中说：“荷兰者睹唐人日众，渐有厌薄之意，重加剥削，横征无艺”，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到了18世纪30年代末，荷兰殖民当局还以“服乌衫裤的唐人，日间为好人，夜间即为贼”为借口，四处追捕华侨，并把他们流放到锡兰等地。流放途中，很多华侨被杀或受虐待而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作难而反”，华侨为了“死中求生”，于1740年9月底，在市郊聚集数千人，公推黄班为首领，组织抗荷队伍，以图自救。

　　由于叛徒的出卖，荷兰殖民当局很快得到了消息，并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镇压的措施。他们调集兵力，凭借枪炮武器的优势，从1740年10月9日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华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华侨抗荷队伍由于武器简陋和力量悬殊，经过一番奋战，死伤惨重，剩余的人员在黄班的率领下转移到爪哇岛东部地区。至10月12日的3天内，荷兰殖民军队在巴达维亚的城内城外，屠杀华侨近万人，即使关在监狱和卧病在医院的也不能幸免。华侨居住区附近的红溪河，河水被染成了红色，有的地段甚至因为遇难者尸体的堆积而堵塞。至于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有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

　　荷兰史学界对这场屠杀大多给予谴责，不过有的学者把原因仅归咎于时任总督华庚尼和掌握军权的范·因霍夫的愚钝、草率和专横，似乎还未说到点子上。因为如果当局不改变对华侨华人的错误政策的话，即使换另外一个人也会发生类似的惨案，只不过形式可能有些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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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来到印尼拓殖和谋生，最早可追溯到汉朝，但有正式记录的第一个来到印尼的华人是东晋高僧法显，他由海路去印度取经时途经印尼。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曾看到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地已有不少华人聚居。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朝政府对海外移民由敌视改为护卫后，出现了华人移居东南亚的高潮，大量的破产农民纷纷到海外去开拓他们生存空间的新边疆。清政府也设置领事机构，对侨民实施保护。

　　华人前往东南亚地区，也与欧洲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掳掠、诱骗廉价的苦力，即所谓“盗人”政策有关，这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1622年，在印尼从事殖民活动的荷兰人，从中国掠取了1150名华人，以密集装运的方式用船运往印尼。这些华人因腹泻、饥饿以及船上的苦役等原因，途中已死了半数，其中预定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571名华人，在海上已死去475人，登陆后又死了若干，最后的幸存者只有33人。可以说，华人在海外艰辛苦难的岁月，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上就开始了。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 200多年间，华人在印尼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星荒和种植工作，为印尼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达夏德神父1685年路过日达维亚，他的感想是：“中国人勤劳聪明，没他们的帮助，根本谈不上生活的舒适。他们耕种土地，而除了中国人外几乎就没有工匠了。”印尼作家甫格·沙勒也说：“华人虽受到各种压制，但以坚韧不屈著称。中国人开小商店，也当菜农、渔民、裁缝、木匠、打石匠和舢板船夫……作为货郎，他们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从一条巷子走到另一条巷子去叫卖。”尽管华人是以勤劳的汗水与合法的劳动来谋求生存，但他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和惨无人道的待遇，绵延了数个世纪，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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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溪事件，后来荷属东印度的杂志有过这样的记载：“凡属华人，无论贫富、老少、有罪无罪，凡是被遇见的人，都遭无情杀害，怀孕的妇女，哺乳的母亲，无邪的儿童，颤栗的白发老人，都被刀剑所屠戮。这些于无寸铁的俘虏像绵羊般地被割断了喉管……不久，火焰和杀戮遍及全城。郊区的情形也是一样。河水被鲜血染红，尸体满街，死神到处狰狞横行……暴行并不因黄昏天黑而停止。受伤者的呻吟，人的疯狂叫喊，彻夜可闻。”

　　惨案发生后，恶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巴达维亚的商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蔗糖生产停顿，经济大倒退，政府税收大减。大屠杀前的税收达13130银元，大屠杀后锐减至5530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