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场被遗忘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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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周分封诸侯的版图里，楚国不过是南部一个偏远小邦，在春秋战国风起云涌的画卷中，楚国却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决定群侯争霸格局的超级大国。史册大多倾重于记录楚国北上中原，与秦晋大国争锋的壮阔历史。却忽略了楚人自始至终都未曾停息的一场战争：南吞百越之战。在华夏文明的成长与扩张时代，楚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扮演了华夏民族南部拓荒者的伟大角色。

　　
　　因为生存的缘故，楚国从立国之初开始就面临着南方蛮族的严峻威胁。灭三苗，平山越，楚国的国土以汉水平原为中心，向后来的中国南方各省扩张着，终于有了 “楚地千里”的庞大版图，而楚人也在这一次次血与火的征战里接受了华夏文明的洗礼，完成了由部落到文明国家的转变。公元前740年，楚文王建都于郢，几年后，周天子致书楚王，正式承认了楚国的诸侯国地位，然而这只是楚国强大的开始。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楚国一面北进中原，参与到群雄争霸的角逐中，另一面则继续向南方扩张土地，北上中原为楚国赢得了大国的荣耀，南吞百越土地却为楚国提供了广袤的国土，为楚国的强盛提供了最充足的经济与人口资本。楚国历代君王都把“南进”作为国家生存的根本。楚国鼎盛时期的版图北抵黄河，东至江南，南达两广之地，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地跨南方七省。在战国商鞅变法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是春秋战国列强里国土最为辽阔的国家。而楚国对中国南方地区的经营与开发，也为秦统一后秦始皇的南进运动，提供了最直接的跳板。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楚国的南扩之路，仿佛一个巨大的熔炉，将中国南方各部族统统融化入华夏民族汹涌的血液中。楚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其实扮演了中国南北文明桥梁的作用。让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从此交汇融合，中国南方各省从楚国开始日益与中原大地连成一片，渐渐纳入华夏文明圈之中，史册总把秦始皇南征百越与汉武帝经营东南作为华夏文明南进的重要大事，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才是最早的探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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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只汉史中只记录了寥寥数笔的战斗，公元90年夏，贵霜帝国派兵七万，越过帕米尔高原，进攻汉朝西域诸属国。汉朝西域都护班超集合西域各属国兵马，以诱敌深入之策将月氏军围困，并迫使其遣使投降。不费汉朝中央一兵一卒，便轻易化解了一场西域各国的灾难。从汉朝经营西域的历史来看，这场战争自然巩固了汉朝中央政府对于西域的主权，并使丝绸之路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葱岭。中国对葱岭以东的地区的主权，从那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过当时的汉朝人对贵霜帝国知之甚少，甚至久历边疆的班超也对这个国家分外陌生，依然如惯例称其国王为月氏王。他并不知道，他对面的对手是贵霜王索特尔·麦格斯，这是在贵霜历史上被称为“救世主”的伟大君主。类似中国人所谓的“千古一帝。”因此，这场公元1世纪东西方两大强国---汉帝国与贵霜帝国之间的火星碰撞，在汉朝政府的眼中，这实在不算是什么太大的事，边境冲突而已。 　　


　　但是印度人和中亚人却肯定不这样想，这场战争可以说左右了贵霜帝国之后上百年的国策，东进受阻之后，贵霜人意识到了汉王朝的强大力量，对汉朝转为睦邻通好的政策，再没有发生过战争，另一方面，贵霜帝国将自己的军事扩张政策调整为“西进”与“南下”，贵霜人向南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向西打败了强悍的波斯帝国，其势力抵达咸海一带。贵霜人打汉朝没本事，打起中亚和印度的“文明古国”来却是得心应手，见谁灭谁。班超破月氏之战仿佛是推倒多米诺骨牌的一双手，带来的是丝绸之路上中亚国家的兵火连天，这大概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在吃了一通软柿子以后，贵霜人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帝国，这个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从此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佛教文化在两国的和平交往中不断输入中原内地，并在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教派。总之，这场汉朝历史里的小冲突，却是一场对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战争。 　　
　　对比战败后贵霜帝国在印度平原和波斯高原上的所向披靡，我们也不得不感叹几声：汉与贵霜的较量，一边是倾国而来败退而去，一边是兵不血刃化杀机于无形。中国历史对此战的漠视恰恰印证了那个时代汉帝国的强大。东西方两大强国？按照金庸小说里萧峰对慕容复说的台词来讲：“让你和我齐名，真是丢死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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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霜降服了，西域收复了，南方平定了，匈奴乌恒没戏唱了，东汉帝国历经几代君王的苦心经营，终于达到了盛世的顶峰，然而自始至终，他们都面对着一个顽强的对手---河西羌族。先零羌平灭了，参狼羌又反，钟羌完蛋了，东羌又乱，羌人仿佛一个在擂台上屡次被击倒却屡次站起来的顽强拳手，与东汉帝国整整搏斗了一个多世纪的时光，东汉王朝几代名将的心血与荣辱，都将为这个顽强的部族所抛洒。 　　

　　自西汉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羌人也一并投附了汉朝，在西汉末造的内乱时代，羌人势力也乘机在河西坐大，终于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自光武帝开始，东汉便陷入了与羌族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中。羌人实行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作战以袭击战为主，利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大打游击战，令东汉帝国的历次大兵团围剿仿佛拳头打跳蚤一般，有力使不上。光武时代，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羌族，河西初定，然而好景不长，20多年后，参狼羌反叛，杀汉朝护羌都尉，中郎将窦固再次将其降伏。这种情况也成了汉朝与羌族关系的固定剧本：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汉朝大军到来前聚众作乱，大军平乱时又化整为零。在这场漫长的战争里，一代又一代的东汉名将前仆后继，血战河西走廊，与羌人或胜或败，却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边平定了那边又造反，始终无法将其完全平服，漫长的河西地区烽火连天，汉人百姓惨遭杀戮，流离失所。汉朝政府共耗资120多亿，先后有多名太守被杀，诸多名将败死，羌人当然付出了更巨大的代价，诸多叛乱部族被汉朝击灭，然而造反的苗头却如地里的韭菜一样，刚刚割了一茬，却接着一轮又一轮的疯长。平羌战争，成为历代东汉君臣心头最沉重的包袱。 　　
　　直到公元168年，一个叫段颎的名将最终为汉帝国解决了问题，段颎针对羌人的游击战术，采用轻骑兵长途奔袭的战法，穷追猛打，先后与羌人交战180多次，斩杀3万多人，终于使战火绵延的河西地区彻底恢复了平静，然而此时的东汉王朝，也早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不几年的时间，便在诸侯纷争的旋涡中走向了灭亡。 　　

　　对于东汉帝国来说，平羌战争是自始至终卡在他们咽喉里的一块硬骨头，咽不下却又吐不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军事上的因素外，更多的当从政治上去找。汉朝对羌族的压迫无疑是造成羌人屡叛的内因，汉朝的官吏和豪强喜欢掳掠羌人为其奴役，更屡屡征调羌族部众出塞作战充当炮灰。特别到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势力和宦官势力的坐大，政治的腐败为羌人叛乱提供了温床，更加速了汉朝军队的腐化过程，终使平羌战争演变成一场烽火连绵的消耗战。平羌战争的另一结果恐怕是汉朝政府没想到的，在漫长的平羌战争里，汉朝河西军阀势力日益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有了河西军阀董卓进京夺权的大戏，拉开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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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隋盛唐，武功赫赫，击吐蕃，战突厥，浩瀚的史册里留下了无数英雄的传说，然而隋朝攻吐谷浑之战，在隋唐名将赫赫光辉的映照下，显得有些平庸和暗淡，而事实上，隋攻吐谷浑之战，不仅仅是隋朝统一中国的前奏，更为历经分裂与战乱的中国，打响了重归盛世的发令抢。 　　

　　南北朝时代，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盘踞在河西青海一带，与柔然突厥等草原骄子相比，自然名声低调了许多。然而与传统游牧民族不同的是，吐谷浑已经进入了半农耕半游牧经济方式的阶段，这样的民族比单纯的游牧民族威胁自然大的多，而且它的位置正卡在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对富庶的河西地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自南北朝以来，吐谷浑时降时叛，中原王朝强盛则归附，中原王朝内乱则趁火打劫，就象一把钢钉，扎在中原王朝的肋骨上。因此，雄才大略的隋文帝在发动南北统一之前，首先腾出手来解决吐谷浑问题。公元581年，隋以上将军元谐为元帅，统步骑数马出青海乐都，西击吐谷浑，在丰利山之战中大败吐谷浑主力军队，斩俘数万。此战基本解除了吐谷浑对隋朝边境的威胁，此战后，隋军下江南，平陈国，基本完成了国家的南北统一，说平吐谷浑之战是隋朝统一中国战争的前奏，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但是这对于隋朝与吐谷浑的战争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隋朝统一南北后，对吐谷浑的打击并没有停止，从隋文帝到隋炀帝，两代君王持续对吐谷浑发起攻击，一定要将这个顽强的部族彻底打垮，漫长的战争消耗了隋朝的国力，成为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因素。然而代隋而立的唐朝也继承了隋朝对吐谷浑同样的政策，在经过数次征讨以后，终于由唐将李靖于贞观年间将吐谷浑彻底击败，从此，这个曾经雄踞河西的部族渐渐走向了灭亡，终被吐蕃所灭，完成了一个历史概念。 　

　　我们可以从国防等多个因素来解释隋唐征吐谷浑之战，然而透过无数尘封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西击吐谷浑之战，实际上牵动着历代强盛中原王朝的一个大战略---西进战略，如汉朝开西域一样，历代强盛的中原王朝都把开辟丝绸之路恢复对西域的主权作为国家和平与发展的大谋略。而吐谷浑正是横亘在隋唐王朝通向丝绸之路的大钉子，击败吐谷浑使隋唐王朝巩固了自己在河西地区的主权，以此为基础将华夏文明传向了西域大地，更使横穿欧亚的丝绸之路从此畅行无阻，拉开了中华民族又一盛事的序幕，征吐谷浑之战是华夏文明再次冲出关山阻隔，通向欧亚大陆的第一块跳板。其意义即使与唐平突厥之战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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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唐的赫赫武功让人神往追忆，而安史之乱后晚唐的历史却总让史家不堪回首，那个向来被认为是宦官乱政与藩镇专权的黑暗年代，尽管已经是唐王朝日落西山的末世，然而在生存的压力下 ，唐朝军队依旧部分保持着盛唐时代强悍的战斗力，一代名将们以扶大厦于将倾的勇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出了一次次酣畅淋漓的外战胜利，确保了走向末世的唐王朝边境的太平，也一度为国家迎来了回光返照一般的“中兴”，公元80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韦皋破吐蕃的维州之战，正是唐军末世时代的辉煌之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实力大损，边境防线也严重内缩，西线强悍的吐蕃帝国不断东进，在侵占河西走廊以后，更是日益肆虐唐朝边境，中唐以后的唐王朝一面要应对藩镇割据的困局，一边又要面对吐蕃在边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唐军与吐蕃军五十多年来在边境持续征战，互有胜负，但是在失去了陇右等战略要地的情况下，唐军始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公元801年，吐蕃再次向唐朝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相继攻陷唐朝麟州等战略要地，兵逼长安，然而此时的唐王朝，却走出了一招化被动为主动的妙棋---围魏救赵。驻守四川地区的剑南节度使韦皋率领步骑两万，兵分九路经四川杀入吐蕃境内，先后转战四个月，攻略城池七坐，焚毁堡垒150个，先后击溃吐蕃大食联军16万人，在维州决战中，韦皋以围点打援战法，消灭吐蕃自西北赶来增援的援军。成为了这场会战最后的胜负手。在四个月的持续打击下，唐军斩俘万余人，招降3000余户，不仅仅解除了吐蕃对于唐朝西北边境的威胁，更给了企图入主中原的吐蕃以沉重的打击。 　　

　　而从整个唐朝吐蕃的战争格局看，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使吐蕃占据战略主动的一大转折点，那么维州之战就是唐蕃战争之间又一次转折意义的大战，维州之战前，吐蕃对河西的盘踞仿佛是一把硕大的砍刀，横在唐王朝的头顶上，而韦皋另辟西境，在西南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接连占领吐蕃西南战略要地，仿佛是一把匕首横插在吐蕃人的肘腋之下，从而彻底扭转了唐朝在战略防御上的被动局面。维州之战后，吐蕃实力大损，对唐朝的威胁大为减弱。从此，曾经雄踞欧亚内陆的吐蕃帝国也渐渐走向了下坡路，不仅再无力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相反对于原有属地的控制能力也渐渐减弱，唐蕃之间虽然只有也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再。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于长庆会盟，彻底结束了两大军事集团历经数百年的持续对峙和战争状态，在之后的时日里，双方都忠诚的遵循了这一盟约。韦皋破吐蕃的赫赫武功，恰恰是打开两大集团和平之门的一把钥匙。世人对晚唐政治 颇多贬斥，然而透过维州之战的辉煌，我们仍然可以依稀可见盛唐武功的丝缕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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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唐朝与回鹘的关系，那真是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中最微妙的，回鹘是唐朝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与唐朝关系最密切的一家，回鹘历代可汗都要接受唐王朝的封号，始终保持着与唐朝之间的姻亲关系，无论是唐朝盛世时代的大辟疆，还是唐朝中晚后期的内乱，回鹘都鼎力相助，可称是唐朝最重要的铁杆，但是另一面，回鹘却也有着一张贪得无厌的面孔，特别是在唐朝中晚期衰落以后，回鹘虽然始终保持着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实则却屡屡干出趁火打劫的缺德事，平安史之乱时将中原多个城市洗劫一空不说，中唐以后，回鹘更是屡屡欺压唐王朝，在西北攻掠唐朝在安西的军队，占领唐朝原来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垄断丝绸之路的贸易。回鹘使者和商人在唐境内横行霸道，唐朝政府却束手无策，回鹘人不但在边关贸易上强买强卖，更是经常趁唐朝边乱之机分一杯羹。唐朝与回鹘的关系更象是一个大家族与他的远房子侄的关系，在大家族势力日益衰落的情形下，这支远房亲戚也乘机喧宾夺主，落井下石。然而在边患的压力与藩镇格局的困难情况下，唐王朝还是更多的选择了忍气吞声。 　　
　　不过回鹘人的好日子终于也没长久多少，八世纪以后，回鹘人的势力也日益出现衰退迹象，终于在公元840年遭到了中亚黠戛斯部族的沉重打击，最终走向了灭亡。回鹘的余部立乌介为可汗，迁徙至河套平原一带，向唐王朝请求内附。唐朝自然仗义伸出援手，连忙援助粮食，帮助这些回鹘残部可以暂时在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安居。然而，安顿了没多久的乌介可汗很快就不老实了，在经过了短暂的休整以后，回鹘人恢复了些许元气，便开始频繁的攻掠唐朝州县，甚至要求借唐朝的边城重镇安住，企图演一出雀巢鸠占的好戏。此时的乌介可汗占据河套，号称拥兵10万，虽然远不能与其鼎盛时代相比，可已然成为唐朝北部边境的巨大威胁。更何况，这些历经苦难逃奔河套的回鹘猛士，都是回鹘族中的百战余生，其战斗力和凶悍精神都相当强大，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无数相似的一幕中感受到唐王朝当时边境形势的严峻性，匈奴西征欧洲时，西逃的西哥特人就是以请求西罗马收留的名义，最终灭掉了繁荣的西罗马，唐朝的君臣自然不可能知道欧洲史，但匈奴内迁后乱华的好戏自然提醒着他们脆弱的神经：10万河套回鹘人仿佛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还好当时的唐朝皇帝唐武宗是个明白人，加上主持大政的是名相李德裕，因此从事件一开始，唐朝就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处理手段，一方面对西迁的回鹘人好意安抚，分化瓦解其部众，另一方面则调兵北上，命令唐朝北线所有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唐朝的苦心没有白费，回鹘部族中的亲唐势力纷纷投唐，而乌介可汗对于唐朝边镇的数次袭击也被唐军奋勇打退，造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闹剧。乌介可汗的势力严重委缩，部众纷纷逃亡，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乌介可汗依旧野心勃勃，反而集中手中人马南下大同川，攻略唐朝山西地区，一时间边地狼烟四起，战火频仍。天堂有路你不走，地域无门你闯进来，忍无可忍的唐王朝终于出手了，公元843年正月，唐朝抚回鹘使刘沔率早已经集结待命的唐朝各路军马发动反击，在振武城与回鹘军展开决战，唐朝以轻骑兵突袭战术，以3000轻骑兵突袭回鹘牙帐，唐军大部队则从正面发起夜袭，促不及防的回鹘军被打得全线崩溃，唐军乘胜追击，在杀胡山（(即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彻底将其击败，斩首数万人，俘虏两万多人，并救回了被回鹘人劫掠的唐朝公主。至此，赫赫强大的回鹘帝国，最终走向了败亡。 　　
　　对比韦皋破吐蕃的维州之战，唐击回鹘残部之战，可以被看作晚唐时代唐朝战略防御的转折点，唐朝的边患素来集中在西北地带，尤其以回鹘和吐蕃两大强邻为甚，而在吐蕃走向衰落并与唐朝修好后，强大的回鹘帝国也既而走向了灭亡，晚唐在政治与军事都走向末世的情况下，能够解决好这个困扰已久的边患问题，实在是几代政治家与军事家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努力的结果。击灭乌介可汗后，唐朝册封了击灭回鹘的黠戛斯部落，而自称是汉朝李陵后人的黠戛斯部也对唐朝忠心耿耿，不但成为了抗击阿拉伯帝国东侵的屏障，更使战火绵延的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从长安到中亚的通道再次畅通。从此，唐朝西北的边患基本解除，而东北地区的威胁却日益增大，东北的契丹部渐渐崛起，成为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而此战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参与唐朝击回鹘之战的另两大部族：沙陀族与党项族。因为此战里的卖力表现而受到唐王朝的嘉奖，更趁着回鹘败亡之机填补了其在河套地区的空白，壮大了自身实力。前者趁黄巢起义的机会南进中原，雄踞山西，并在唐亡以后自立为帝，建立了五代十国时期颇有重要意义的中原后唐王国。后者则在河套地区苦心经营，终于在宋朝之后破茧而出，建立了雄霸河西走廊的强大王朝---西夏。说这场战争是两个弱小部族鲤鱼跳龙门的开始，估计是最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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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颇多争议，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成就不在经济和政治，却在军事上。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宋朝军事改革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军事改革就成为了变法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西北军镇是王安石变法的“特区”，西北军队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与统兵权，士兵的作战素质和将领素质也随着变法的深入而日益提高，终于渐渐扭转了宋朝在宋夏战争里的被动局面，并为宋朝打造出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遗憾的是，这一切的成果，皆因为北宋最终的败亡和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争论，一直被史家所忽略。 　

　　常人往往把公元1041年西夏与宋朝缔结和平条约作为宋夏战争的结束，而在真实的历史中，那纸和约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而已。西夏开国君主元昊病逝后，宋夏之间维持了20年和平，然而宋仁宗去世后，宋夏战争终于风云再起，这也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动因。而在宋朝新旧两党的争执中，西北军事改革也成为新法中硕果仅存的独苗。宋朝始终将整顿西北军务当作了国策的重点，这一政策很快也收到了回报。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宋朝与西夏在西北连年征战，互有胜负，却渐渐扭转了仁宗时代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能够主动出击，在与西夏硬碰硬的较量里不断蚕食西夏的战略要地。在这场漫长的消耗战中，国力不及的西夏终于渐渐走向了下坡路。而发生在公元 1097年的宋夏平夏城之战，则是西夏人军事进攻里最后的疯狂。 　　

　　公元1097年，宋朝在好水川地区修筑城防，号平夏城，这个坚固的要塞仿佛一把铁钉嵌入西夏的国土中。西夏随即做出了反应，派遣四十万大军攻打平夏城，以此作为进攻北宋的跳板，可他们没有想到，在之后的十三天里，小小的平夏城仿佛一台巨大的搅肉机，将好水川变成了西夏人的死亡之地。西夏人将平夏城重重围困，并采用了攻城战车等先进武器，却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无法前进一步。西夏人尸骨成山，伤亡惨重，宋将郭成抓住有力战机，采用轻骑兵突袭战术，在西夏人最疲软的时候突然发动攻击，一举打掉西夏军的指挥部，西夏四十万大军顷刻崩溃，宋军乘胜追杀，大破西夏军，此战后，西夏军被迫求和，宋朝的西部边境暂时平静了一段时间。 　　

　　平夏城之战并非是一场简单意义的城池攻防战，此战是金兵南侵前西夏对宋朝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此战的胜利，使宋夏之间的攻守彻底易形，也拉开了此后宋朝步步为营，逐步蚕食西夏国土的序幕。在之后的20多年中，曾经猖狂的西夏人彻底变成了防守一方。而宋朝则开始了对西夏的一系列进攻战。尽管西夏数次打退宋朝的大规模进攻，但却无力改变边境上的被动局面，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至公元1119年，宋朝已经彻底夺取了西夏的横山地区，使西夏失去了防御北宋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金军南下事件，我们可以预言，西夏的提前灭亡和北宋夺取河西地区，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平夏城之战更让人惊讶的，则是宋朝西北军强悍的战斗力，宋军一向因军力素质孱弱而被人轻视，然而平夏城之战中，宋军一方面延续了他们善打城池防御战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却用宋朝人最不擅长的骑兵战最终解决了问题，这实在是宋朝军事战术中的一个突破，而这个突破恰恰好北宋的西北政策分不开的，平夏城战前，宋军与西夏军在西北地区互有攻守，夺取了相当多的产马地区，为建立高素质骑兵军团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王安石的军事改革也使宋朝西北边军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在两宋并不光彩的外战史上，北宋后半段的西北争夺战，当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亮点。而如果历史真能够给北宋充分的时间平定西夏，并利用河西地区的资源优势继续打造一支强悍的骑兵，或许整个两宋的历史，都会换一种写法。 　　

　　遗憾的是西北军力的强大却并没有让北宋免于灭亡，对此我们只能很遗憾的说，这是北宋军事大战略上的失误，澶渊之盟以来，北宋战略防御的重点渐渐的西倾，宋辽之间漫长的边境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而一直为宋朝统治者所倚重的“八十万禁军”，也早已腐化不能战，终于使北宋的国土防御出现了“失重状态”。宋朝西北军的强悍只能算是北宋军事中的异类了。到辽国灭亡金朝南下的阶段，宋朝的北方防线不堪一击，被金军很快兵临汴梁城下，而强悍的西北防线却面临着金军与西夏军的两面夹攻，终于被西夏和金联手击破瓜分，葬送了大好的西北形势，也使王安石的最后一丝心血付之东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痛心的事，地方边军的强悍终究无法挽救国家军事大战略上的无能与失误。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宋灭亡到南宋初立的这个大转折阶段，起重要作用的也同样有原北宋的西北军，南宋抗金名将吴阶和岳飞的部队里，都有大量来自西北军的战士，他们也在战场上给金军以沉重的打击，证明了那支远去部队的辉煌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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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蒙古大军横扫欧亚的黄金时代里，谁能够在硬碰硬的野战中击败蒙古大军？放眼世界，能完成这个答案的人屈指可数，而南宋名将孟拱却正是其中一位。不过这位名将在当代的知名度不算太高，既不如同时代的余阶的钓鱼城大捷，也不如他身后的文天祥等耿耿忠臣。人们只记住了南宋欲趁蒙古灭金时机趁火打劫收复汴梁，却偷鸡不成蚀把米被蒙古军痛打的搞笑过程，而孟拱的出现，却至少部分救赎了南宋错误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延续了南宋的国命。

　　在南宋末年的将领中，孟拱是少有的善打进攻战的将领，在蒙古联宋灭金的过程里，正是他率兵北上，与蒙古军联手攻下了金国最后的堡垒蔡州，把末世的金王朝彻底送进了坟墓。于是，头脑发热的宋朝皇帝宋理宗开始憧憬光复中原了，趁蒙古兵北撤之机，宋朝派军进入河南，企图收复被金国占领的失地，却恰好给了雄心勃勃的窝阔台可汗以南侵的借口。于是，刚刚横扫了欧亚的蒙古大军掉转枪口，以宋朝背约为名，于公元1235年从江淮，襄樊，四川三条战线向南宋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遭受惨重打击的宋军很快退却，战火燃烧进了宋朝的国境，而襄樊地区的防御更成为了南宋抗蒙战争重中之重的生命线，不幸的是，蒙古军很快攻陷了襄阳，全面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危急之下，宋朝急忙调孟拱北上，来收拾这个残破的烂摊子。不过在窝阔台看来，这个时候谁来都没用了，蒙古军气焰正盛，灭宋，也许仅仅是时间问题。　

　　然而孟拱很快就给了蒙古军以教训，面对蒙古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孟拱主动出击，在江汉平原上连破蒙古军24个军寨，取得“江陵大捷。”打了蒙古大军一个下马威。窝阔台不得不正视这个对手了，然而他没有想到，本来应该是势如破竹的襄樊会战，却从此以后演变成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孟拱的宋军与蒙古大军在江汉平原上相互攻守，互有胜负。强横的蒙古军始终无法再前进一步。蒙古军把赖以为生存的各种战术用了个遍，却始终无法战胜孟拱，公元1239年，宋军在庐州会战中重创蒙古军，孟拱乘胜追击，接连在进攻战里重创蒙古大军，终于成功收复襄阳信阳等失地，使蒙古军以江汉平原为跳板南进的战略彻底破产。然而孟拱却并未就此满足，在粉碎了蒙古人在江汉平原的进攻后，孟拱火速率兵西进，痛打蒙古人进攻四川的部队，在大亚寨会战中再次击败蒙古军主力，并收复夔州等失地，至此，南宋防御蒙古的整条战线成为了一个坚固的正面，而蒙古第一次对南宋的战争，也在历经六年后以失败而告终。 　　

　　襄樊争夺战是蒙古军与南宋军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硬碰硬较量，此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延续了南宋五十年的国祚，更让蒙古军因连胜而狂热的头脑渐渐转向了清醒。素来被认为孱弱的宋军在抗蒙战斗中打出了强悍的战斗力以及高技术化的装备优势，更证明了一件事：经济占优的宋朝，一旦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其效能无疑是非常可怕的。高素质的军事指挥人才与高效率的指挥体系，完全能够让宋朝把其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如果宋朝能够出现一位善用人才的有为君主，能够适当的调整国策，赋予武将更多的主动权，如果能够出现几位真正以国家为己任的贤良文臣，宋朝免于灭亡的命运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多是宋朝功臣不得善终的结局，除了孟拱以外，宋朝多数抗蒙名将都几乎遭陷害身死。而奸臣的乱政与皇帝的昏庸更把宋朝推向了深渊，即使如此，孟拱襄樊争夺战的胜利，还是为宋朝打造了一条足够抵抗蒙古大军南下的坚固屏障，让蒙古军无数次的南侵都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从中吸取教训的蒙古人，也开始调整自己原有的政治政策和军事政策，把学习南宋的科技与水军战术作为重点，并广泛任用汉将汉军，后来的蒙古灭宋之战，基本成为了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之间的战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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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王朝的历史上，有一个地名让人格外的陌生，却在历史中格外的扎眼---哈密，我们今天提起哈密，总想起香甜可口的哈密瓜，然而在明代，哈密却印证着一段交织着辉煌与苦涩的历史。 　　

　　哈密汉代属伊吾，汉朝时代一度是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明朝洪武间，朱元璋册封蒙古降王纳失里镇守哈密，设立哈密卫，这是明朝对西域地区行使主权的标志。哈密的兴衰也同样见证了明王朝兴衰的历史。在明朝强盛时代，哈密是是明朝西部边陲嘉峪关外的缓冲地带，更是明朝抵抗蒙古部落骚扰入侵的桥头堡，哈密曾经与明王朝“万国来朝”的盛景紧密相连，它是西域属国乃至中亚西亚国家使节进京朝见中国皇帝的中转站，也是西方商人进入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它曾经一度商旅云集，经济富庶，哈密的存在见证了丝绸之路最后的繁荣与辉煌，它曾经如此的重要，却也如此轻易的被明王朝遗忘。 　　

　　明朝中期以后，在蒙古瓦刺部的骚扰下，哈密曾一度落入瓦刺之手，后来，随着瓦刺的衰落和明朝的反击，哈密重新回到明政府的控制下，之后，哈密便经历了它命运中三失三得的坎坷起伏。 　　

　　明宪宗成化时代，哈密西北的吐鲁番强大起来，于成化八年占领哈密，驱逐驻守此地的蒙古王公罕慎，在向明王朝求救无果的情况下，罕慎集合忠实于明朝的蒙古部落势力，历经十年辛苦战斗终于收复哈密。然而一年后，吐鲁番人以诡计诱杀罕慎，再次占领哈密，此时明王朝在位的弘治皇帝发诏书申斥吐鲁番，最终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迫使吐鲁番交还哈密。四年后，吐鲁番再次兴兵攻占哈密，可幸明朝当时主持军务的兵部尚书马文升是谋国老臣，力主收复哈密，明朝终于派兵了，甘肃巡抚许进率兵经过浴血奋战，终于驱逐了吐鲁番军队，再次收复哈密。对哈密依然不死心的吐鲁番依旧不时进击哈密，哈密地区战火频仍。直到名将王越出任三边总制后，数次以重兵击败吐鲁番军队，哈密终于趋于安定了。这个安定一直持续了15年，正德八年，吐鲁番策反了新任哈密指挥使拜牙，使其携哈密重镇投降吐鲁番，而此时的明王朝，正是那位荒于嬉戏的正德皇帝在位，自然是无暇西顾。虽然此后明朝不断派员以图收复哈密，却始终没有成功。嘉靖年间，在大礼议之争中，哈密之失更成为朝臣们进行政治攻击的工具，明朝掀起“封疆”之狱，处置了四十多名边境将领大臣，而哈密重镇，却再也没有收回来。 　

　　哈密卫的丢失，在嘉靖以后的君臣眼中算不得什么大事情：小小的边陲，几千人口，丢就丢了吧。事实上，哈密的丢失对明王朝的边境防卫影响甚大，从军事角度讲，明朝失去了嘉峪关外的缓冲地带，原本处于二线防御的嘉峪关，此后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边境的军事压力陡然增大。明朝甚至也失去了战马的重要来源，直接影响了明朝骑兵力量的发展。而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哈密的丢失割裂了明王朝与西域地区甚至西方国家之间唯一的通道，也失去了对于西域地区直接控制的能力，繁荣一时的丝绸之路至此彻底中断，作为交通要道的甘肃也渐渐陷入贫困中。让人更加痛惜的是，以明王朝当时的实力，如果真的下决心收复哈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明王朝对于哈密的历次军事行动也都取得了成功，甚至消灭一直侵略哈密的吐鲁番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明朝政府对哈密问题的漠视与犹豫不决最终断送了一切，对比吐鲁番，一面是明朝的摇摆不定，一面是吐鲁番数次以倾国兵力东进，不惜一切代价对哈密的争夺，明朝不丢哈密才怪。 　

　　这就涉及到一个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明朝国土防御的短视问题。明朝之所以最后亡于异族入侵，表面看是天灾人祸，而祸根早在哈密争夺战时代就落下了，明朝中期以后，武将集团身份日益下跌，主持军事大计的多为文官，而这些人中虽有英杰，但大多数人却是毫不知边情却纸上谈兵的腐儒，终于使明朝边防走上了宋朝消极防御的老路，明朝从中期后广修长城，抛弃主动进取的战略主动权，放弃原本在蒙古和西域占领的军事要塞，把国土的安全置于一道长墙之内，却殊不知消极防御永远是守不住的。明朝中期以后，从开平卫内迁问题，到奴尔干都司的废弛问题，再到哈密卫的丢弃与河套的沦陷，明朝君臣一再上演着崽卖爷田不心疼的闹剧，最终吞下了满清入关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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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感叹：“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于草原上，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不过在我看来，他这段话说的不全面，至少明朝末年的中国人，还是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公元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就是证明。　

　　清朝的史书对料罗湾海战记录甚少，大概是因为此战的指挥郑芝龙降清后反被杀的不光彩结局，而事实上，料罗湾海战绝对可算得上士气世纪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冲撞，几乎动用了自己在远东地区所有血本的荷兰舰队，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湃湖海战到料罗湾，再到台湾收复战，中国海军用重创荷兰舰队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近代化之前的最后绝唱。

　　料罗湾海战的起因很简单，已在欧洲纵横无敌，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王朝的贸易特权。之前，他们已经占领了几乎不设防的台湾，他们天真的以为，集中所有精锐海军压迫中国沿海，就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妥协，荷兰人 共动用了59艘船只，包括他们招抚的海盗船，以及十一艘最新的重型战舰，荷兰人的要求自然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于是荷兰人横行福建沿海，拦截中国商船，甚至炮击中国沿海州县，袭击厦门港口，明朝方面损失惨重，几乎处于被动挨打状态，于是荷兰人得意了。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很快就可以见分晓的战争，但他们忘记了，刀子磨的越久，砍人才越锋利。 　　

　　这个时候，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登场了，这位大明的“五虎游击将军”原本就是海盗出身，熟知海上战争，并拥有一支直接隶属于他的精锐舰队。郑芝龙率150多艘战舰从海澄誓师出发，并首先在遭遇战中打沉荷兰侦察舰，迫使荷兰人后退，终于在料罗湾地区将荷兰人包围，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发起了猛烈冲锋，一举击沉荷兰军队六艘，重创五艘，荷兰人野心勃勃的军事行动至此落了个老本赔光。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受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明朝损失，从此不敢骚扰明朝海疆。 　　

　　料罗湾海战是一次明朝对荷兰殖民者的自卫反击战争，郑芝龙广泛吸取西方海军的先进经验与技术，组建强大的水师，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中击败西方殖民国家的先例。而对比于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指挥料罗湾海战的郑芝龙及其郑氏家族正是中国海商势力的代表，海盗出身的他们拥有独立的军队和独立的势力范围，甚至可以直接在海洋上与西方殖民势力交锋。他们的发迹历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势力发迹历史在中国的翻版。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氏舰队的壮大以及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打击，是中国人跳出大陆思维，开拓万里海疆的开始。料罗湾海战后，福建广东一地海域日趋平静，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在陆上丝绸之路绝迹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从此搭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桥梁，海洋贸易的繁荣与商人势力的增长在当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历史可以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或许古老的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历史的河流永远都是曲折的，明末的兵火和清朝的闭关锁国，终于让这本有可能产生的自然发展规律就此阻隔。二百多年后，当继荷兰人之后而来的英国殖民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兵逼中国沿海时，他们搞笑的发现对面对手的船只和武器，居然还不如二百多年前的明朝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