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流于庸俗化。

铁鸟

    对于历史人物的功过评价，本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事实，进行客观分析再得出具体结论。对此应特别注意避免那种结论先行，以人划线的思维方式。
    某些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自己在历史上的功过，有文过饰非的言行，这是很常见的现象。要批判这种文过饰非，却不应简单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为批判某个人物而大树特树另一个人物，以此作为对立面来进行形而上学式的历史评判。
    以邓小平为例，如果说他为历史上的淮海战役给自己争功，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毛泽东曾说过把指挥权交给他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对此进行批判和评价，就应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当时的各种历史背景进行详细的分析归纳之后，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象某些人那样，对历史资料做出错误解读，甚至盲目相信某些谣言（如张雄文的所谓秘闻），人为地树立粟裕为邓的对立面，那么不但不能准确地评判邓本人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更对毛泽东刘伯承陈毅等老革命家甚至是粟裕本人的历史形象和作用产生了扭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少人物对历史产生的影响，都是功过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过程的历史时，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就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流于简单化和庸俗化。比如，改革以来在党史军史研究领域中，就一直存在着非毛化的思潮，几乎是对毛泽东历史上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批判。同时，对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对立人物，如张国焘林彪等甚至是彭德怀，则大搞翻案史学。网上到处传播的捧林风潮，就是这类庸俗史学的典型代表。为反毛泽东，把林彪的历史功绩无限夸大，对林彪极尽文过饰非之能事。其实这些人是真地那么喜欢林彪么？不是，他们的目的是在反对毛泽东。
    目前大家对改革以来邓小平的所做所为进行反思，我极为赞成。但是，我们反思和批判的目标，应该是其理论认识及这些理论认识在实际中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负面作用，却不应该因为要做这些反思和批判，就重蹈那些捧林批毛者的后尘，用庸俗史学的方式，去扭曲邓本人的历史。
    事实上，不但是邓，就是已经公认的共产党历史上的许多错误代表人物，就其个人而言，也未必就是一团漆黑，也是做过许多具体工作的。比如项英和张国焘，虽然他们各犯有过不同性质的错误，张甚至最后当了叛徒，但历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他们都是重要的领导者；比如夏曦，肃反中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但他本人却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比如王明，似乎此人在历史上没起过什么好作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即《婚姻法》，却是王明主持制定的。他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我80年代中期采访原北大法学系主任陈守一（他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党员了）时，他说到当年制定这部法律时，还一口一个“当年陈绍禹同志领导我们如何如何”呢。
    所以，对于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而不应流入庸俗化。

铁鸟

    我的观点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应庸俗化，应按不同历史阶段上人物的不同历史作用，做符合实事求是标准的评价，而不应以反对某个人物某个历史阶段的负面作用，而抹杀其在另外历史阶段中具有的正面历史作用，特别不应该以树立某个历史人物为其对立面，用个人对个人的方式进行褒贬，这样谈论历史是很不严肃的。
    我的观点提出后，有网友很是反对，认为我举出的项英张国焘夏曦王明等人的例子，才是那种“好人有些坏，坏人有些好”的庸俗化，并举出“邓小平的桥牌、宋徽宗的书画和西太后的女人味”来说明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桥牌书画女人味什么的，并不能构成一个历史人物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总体历史作用。宋徽宗的书画，中国书画史到哪个年代，也必须承认宋徽宗的书画艺术成就，但那也只是书画史，而不是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的政治史，这一点我认为不宜混为一谈。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是大书法家，康生也是书法家兼鉴赏家，但这些都不是他们在政治史的作为，脱离了书画史范畴，没有谁去把他们当齐白石吴昌硕看待。
    说到了书法家，又让我想起一个人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人的该如何在历史上做评价。
    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回忆，周总理晚年病重期间，曾专门派人把王冶秋叫到医院，要他负责转告在上海的《辞海》编辑委员会，在编辑“杨度”条目时特别要注明一条。
    杨度是何许人也？能名列《辞海》，还让周总理在重病时还念念不忘？
    今天的年轻人，你如果问他知道不知道杨度，我相信十个有九个会回答说不知道。但是，大约近一个世纪之前，他一度曾名满天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人物，而且是一个牢牢地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
    杨度，湖南人，字皙子，1874年生，年轻时曾中举人，进京考科举期间，参加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后自费留学日本，与黄兴同学。光绪二十九年，参加新设的经济科科举考试，中榜眼，但由于有倾向立宪派的言论，被除名。清廷立宪后，被聘为给皇族讲授立宪课讲习，成为名噪一时的“立宪专家”。
    民国后，杨度积极参与推进君主立宪活动。袁世凯称帝前，杨度带头成立筹安会劝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肆鼓吹活动，位列当时著名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一时有“布衣国士”之称。袁氏复辟失败后，杨度是民国政府通缉的首名“帝制犯”。
    也就因为杨度的这些鼓吹推进帝制的活动，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他能在《辞海》中列名的基本原因。所以，说他是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一点也不过分。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病重的周总理却对这样一个在历史记载中几乎盖棺论定的人物，还要倾注那么大的关心呢？这从周总理要求王冶秋转告《辞海》编辑委员会，要特别注明的一条上可以找到答案：杨度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192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杨度入党，是潘汉年介绍，周恩来亲自审查批准的。
    作为秘密党员，他一直从事着机密的情报工作，只与潘汉年周恩来保持着单线联系。个别曾奉命与他联系过的基层党员，根本不知道这个文雅的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帝制犯”。直到王冶秋的这个回忆发表之后，几个参加过上海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才知道当初他们联络过的这个老人，就是杨度。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上海地下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刊头的“红旗”二字，就是出自大书法家杨度的手笔。
    杨度晚年的公开身份，是上海青帮人物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实际就是杜豢养的清客。他到杜月笙身边，也是经过党组织研究批准的，而这个身份给他个人和家人带来了不少耻辱，一个著名的“宪政专家”和大书法家，曾是科举榜眼的才子，为了钱去在黑社会人物门下当清客，在那个时代都是要遭人耻笑的。但为了党的事业，杨度忍辱负重，默默地工作，为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为了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他不惜坚决阻止女儿参加学校的进步学生活动，还为此令他所心爱的女儿与自己产生了误解。
    据他的妹妹杨少姬回忆，杨度去世的前一年（1930年），身体已经很不好，曾带着她一起去游过太湖。当时她并不知道，杨度并不是去旅游养病，而是身负秘密使命，前去与柳直荀（就是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等共产党人联系，共同策划太湖武装起义（后因故未能发动）。可以文学性地评价杨度的太湖之游：他为自己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共产党的事业，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度在晚年，为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这都是些默默无闻的小工作，就是在情报战线上，他也没有过钱壮飞那样挽狂澜于既倒的业绩。同样从事这类小工作的共产党员，当时可说是成百上千。也就是说，杨度晚年作为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令他成为党史上的著名人物，更不能令他“名标青史”---列名《辞海》。而使他作为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留下名姓的最重要的理由，恰恰是将他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理由：筹安会之首的“帝制犯”。
    可是，周总理却一直记着杨度，在病重期间也没忘记要为杨度的晚年做出不可磨灭的证明。
    如果我们以杨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基本定位“帝制犯”来给杨度盖棺论定，对周总理的态度又当如何理解呢？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作为个人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行为变更是非常复杂的，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判明个人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所处的潮流趋向中的作用地位，方能完整客观准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再回到对邓等人的评价上，要批判的是什么，要肯定的又是什么，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具体分析归纳，而不是以我们个人对历史事件的好恶来定位。
    邓作为一个被评判的对象，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品格（是不是沽名争功，是不是言而无信等等），而是因为他的作为和思想。邓的行为所代表历史作用，不在于教导我们从历史事件中学习如何修身养性，而在于他所代表的某种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的历史有哪些正面或负面的作用。肯定其正面，不等于无视其负面，批判其负面，不等于抹煞其正面。而要做到客观地判断评价这一切，就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做具体的分析。一个人代表的思想路线定位是反动的，于是这个人从一参加革命就是以抱着投机的主观目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给革命带来损害，并无一不是出自令人鄙视的个人动机……这种文革大批判式的思维方式，不是客观正视历史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