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VS印度=效率VS民主？

吴稼祥

    《环球时报》5月15日头版二条标题说：中国效率赢了印度民主。
    内容是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于5月12日举行的关于“未来属于谁？印度还是中国？”的辩论会上，同意未来属于中国的421票，同意未来属于印度的261票。于是，印度亚洲通讯社在报道中得出结论说，印度民主输给中国效率。
    投票结果让人欣喜，但结论则是一针麻醉剂，想让我们high，从此云缠雾绕，在飘飘欲仙中自残。
    我在哈佛访问期间，听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改革休克疗法的首倡者萨克斯做中国经济前景报告，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所持的乐观态度，让在场听讲的一个来自印度的商学院学生感到不悦，于是问道：请问教授，印度何时能赶上中国？
    教授笑了笑，没有马上回答，慢悠悠地喝了口水，笑眯眯地看着那个学生宽缓地说道：只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印度的人口不久会赶上中国。
    台下哄堂大笑。
    谁都清楚，萨克斯这样说，并不包含对两国的政治制度评价，比较的主要是当下和未来的经济表现。国家之间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制度因素有时是根本的，但抽取的样本要具有可比性，比如现在的南北韩，当年的东西德，以及当年的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民族和地理基本一样，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就是制度差异。当制度差异与其他差异并存时，就不能把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归结为单一因素，比如，不能因为新加坡经济表现好，曾经名列世界竞争力排行榜第一，就说新加坡的威权政体胜过了全世界的民主政体。
    毕竟，与经济表现直接相关的不是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而且基本同意，中国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行相伴随的。同样是市场经济，影响其表现的，既有政治制度因素，也有民族特性因素。同样是市场经济，也同样是威权政体，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表现不比中国好，甚至也不比民主的印度好，因此不能说中国经济增长比印度快，就是因为印度民主没有效率。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效率比较，不等于民主与威权的比较。
    实际上，市场经济体制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民主政治主要解决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出现某个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增长，民主化前比民主化后更好也并不奇怪。但是，只有在威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好的威权时，才可能这样。如果上台是不同版本的查韦斯，后果就难以设想。查韦斯虽然表面上是民选上台，但在拉美背景下，选举是被民粹色彩的街头运动左右的，是威权首领更迭的一种方式。
    现在有些人贬低民主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说民主没有效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确实，民主不能用来寻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效率，但在处理政治与社会的公共事务上，在不需要权衡社会效益的情况下，它的效率不仅高，而且是可以预期的。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最近揭露的河北省霸州市某镇某村数千亩耕地被某味精厂排污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下，农民打一个电话给本选区议员，议员必须马上到场，如不到场，或不履行公务，媒体就会公开报道，选民知道后，明年他就别想当选了；议员马上会质询市政府、县政府和镇政府，要求它们立即解决，如果不解决就会在议会里弹劾，直至罢免职能部门首长。在我们这里呢，农民如不千方百计找到媒体，就只能自己直接面对镇长。节目里，镇长是如何对付农民的呢？
    农民：镇长，我们的地被污染了……
    镇长冷漠地打断：又不是镇政府排的。
    事情到这里就完了。除非能找到一个什么“青天”。“青天”那么好找吗？
    威权常常在需要权衡效益的地方效率最高，比如要不要修建三峡大坝，在民主体制下可能要协商个3年5年，甚至7年8年，甚至永远协商不成；但在集权体制下，只是个个人拍板问题；而在最需要效率的地方，往往没有效率，比如某地官商勾结侵害弱势群体利益，只要不酿成群体事件，100年也不会得到处理。
    说了半天，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效率不是拒绝民主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