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对西方模式的迷恋，导致了这次股灾。

铁鸟

    中国股市，连日暴跌，已成股灾。这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
    坏事，大家都看得见：三十年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反而流向虚拟经济，自相残杀。中国改革的成果，有可能被金融的自由化政策造成重大内伤，不是建立稳定发展的新常态，而是连锁反应的失控态。
    说可能是好事，因为，可以用事实给全国全党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学课：@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性，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的粉碎。
    然而，在西方，拉美，和东欧国家，都在反思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主流却在继续鼓吹金融自由化，且，提高到“改革深水区”的高度，竟然忽悠到了不熟悉金融市场的某些决策部门。
    中国市场经济的经验，还不如拉美印度。从西方教科书学习市场经济的本本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市场经济的现实和教科书均衡理论的差距。要是不付出重大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是不会正视金融危机的教训的。
    危机，对迷信西方模式的人来说，是重重的危，危到可能身败名裂的程度。但，对探索中国道路的人来说，却是大大的机。红军，当年，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哪里敢怀疑洋顾问李德的权威？怎么会发现农民土包子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中国道路，会有一天打败西方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
    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邓小平抓住了国际机遇。既敢于对西方开放吸收新技术，又头脑清醒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的自废武功。但，中国始终有一批人，认为中国的实事求是，是否认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是全面扭曲；要求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国际接轨”，在金融危机之后，继续在中国推行华盛顿共识，尤其是金融自由化，作为中国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
    就此而言，这次股灾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加上金融利益集团多年的游说，已经对金融决策部门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当指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是极为偏颇的。
    西方经济学，有几个流派。只有芝加哥学派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供求关系是自动均衡的。殊不知，虚拟经济的大户坐庄，和散户追涨杀跌的本质，就是非均衡的。
    凯恩斯学派，早在大萧条时期，就意识到，市场群体的从众行为，会导致市场的失衡；只有政府的适当干预，才能平抑危机。
    熊彼特学派，更是尖锐地指出，经济波动的机制是内生的“创造性毁灭”。经济波动，有长波，中波，短波，决非新古典经济学编造的噪声论或泡沫论。经济增长的带头人，是有远见的企业家，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家。
    马克思，是最早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私有制的矛盾，必然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致社会革命。但，二次大战后，美国利用全球军事霸权建立起来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一度缓解了西方经济的周期波动，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问题是：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比美欧日还严重。
    大学经济学，只教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教熊彼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都被边缘化。一到危机来临，武器库就没了弹药。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非平衡的正反馈放大社会的心理恐慌。
    金融监管部门和大众媒体，却在呼吁，用均衡论的负反馈，把多空大战升级。犹如抗战时期，国民党用阵地战来对付日军的进攻战。请问，这种金融保卫战的“焦土政策”要把中国经济带到哪里去？
    新古典经济学的金融理论，假设：市场交易者，都是尊重基本面的理性人；供求双方的下注，是对称的；价格波动，服从均衡理论的正态分布；大幅度的偏离，是小概率事件，故，杠杆交易的期货和期权，可以对冲风险，稳定市场。
    但，三十多年来，经济复杂性的研究，从数据分析和理论上，完全否定了新古典的均衡理论。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从实践上，否定了过去三十年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理论。
    可惜，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置若罔闻。反而把中国行之有效的资本账户管制和渐进改革的双轨制思维，当作市场扭曲的根源。
    这些所谓的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在“西方陷入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不得已推行零利率政策，向新兴市场转嫁金融危机”时，鼓动中国决策部门，向国内国际的投机资本打开大门，放松监管，拆除银行与股市之间的防火墙，才有今日股市的险象环生。
    应当肯定，证监会推行股市改革的初衷是有道理的。
    中国民间的储蓄率如此高，企业的债务率也高，对实体经济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把企业上市的审批制改革为注册制，中国实体的基本面远远好于发达国家，预期中国股市的繁荣从而带动一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是合理的预期。
    问题是，纸上谈兵的媒体经济学家，不懂得：任何创新型的企业，不确定性，都很大。没有人，能预测，创新企业股票的合理价位。只有事后，才能判断，哪些新技术，能获得稳定的盈利空间，哪些会中途夭折。
    美国股市，差不多每十年就炒热一个新产业，从半导体，计算机，生物工程，互联网，到新能源。每次，投资大银行和大媒体合作的如鱼得水。若此，才能在长期外贸赤字的条件下，吸引全球资本来为美国经济加油。即使美联储，也宁愿在股市大跌之后救市，不愿在股价下跌之前踩刹车，为的是维护美国投资界的利益，而非股民的利益。
    只有中国，虽然实体经济突飞猛进，然而，股市长期低迷。偶然股市有所复苏，总有本本主义的经济学名家，加上媒体的炒作，大呼股市泡沫的狼来了，使中国股市的复苏，难以获得大众信心和主管部门的支持，重回企业依赖银行贷款的老路。这次也不得免。
    问题是，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规模，都已经和美国相当，却没有和西方大投行与对冲基金经验相当的得力战将。
    在开放融资融券的杠杆工具时，证监会书生气十足，付点儿学费则难以避免了。
    中国的问题是，对金融市场，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中国，目前，出口市场萎缩，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严重脱离居民的购买力，使实体经济的发展极为艰难，导致大量游资从实体经济和房地产流出，进入股市。如果不能搞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创新，把短期套利的游资纳入长期投资实业的渠道，中国股市的暴涨只会走美国台湾走过的道路，挤出实体经济，放大金融危机，此其一。
    第二，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GDP的50倍。投机货币、期货、利率的交易量，每天达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对外贸易的需求。中国即使坐拥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要和西方对冲基金打金融战，也只够几天的弹药。如果要把中国的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也拖进来，那就是中国经济的滑铁卢，可以在短期内毁灭中国几十年积累的财富。
    不知道中国工业出身的决策者，是否明白金融这种火箭科学双刃剑的利害？
    依据我三十年来研究经济混沌的经验，多年和西方金融家的交往，以及多年研究西方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我提出几条危机处理的基本思路，供中国的决策层参考。
    因为时间紧急，无法走传统的内参渠道，我直接诉诸媒体和金融实干家的良知，以改变国内目前舆论一边倒的危险局面。好的有效的金融政策，必须透明和说服大众，才能打破庄家对赌的合谋。我下面的建议，只提基本思路。具体操作，留给有关部门，拿捏时机和分寸。
    第一，市场危机时，第一要务，是切断正反馈的恐慌反应，而非调动负反馈的资源救市。
    调动负反馈的资源救市，等于火上加油。
    切断正反馈的办法有很多。最严重的失控状态，可以学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对付银行挤兑的办法，下令银行放假。我们可以不定期关闭股市，来打断市场的恐慌情绪，也防止监管部门乱了手脚。等到恐慌情绪冷却时，再出台新的政策，改变股市的游戏规则，把坏事变为好事。
    第二，要搞金融界的统战，而非反恐。呼吁多空双方，同舟共济，不要对赌互杀。
    办法是，冻结目前的融资融卷操作，暂停股指期货期权的交易。
    等监管部门摸清仓位的真相，能估计各方得失的规模后，再研究后事处理的办法，以最大程度减少纸面上的损失，发现体制上的漏洞，并给违规操作的大户以应得的处理。
    第三，火灾爆发时，首先要做的不是救火，而是防止火灾的蔓延。
    为此，必须立即重建金融防火墙。严禁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进入股市，防止虚拟经济的灾害蔓延到实体经济。
    第四，给套牢的资金，提供建设性的出路。
    对于股价飙升的创业板企业，严禁大股东出售股票套现，但，允许把股票打折转换为其他实体企业的股票，目的在于，强化实体经济的股权投资。
    如何操作，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专门的实体股权交易所。用有引导的市场方法，来解套股市的投机资本。
    对于参与多空对赌而套牢的散户资金，也要研究建设性的市场机制，转化为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
    第五，立即试行托宾税Tobin。用税收的办法，抑制短期炒作，鼓励长期投资。
    例，危机时，提高股市的交易税。
    实行资本收益的阶梯税：短期收益高税率，长期收益低税率。
    税率的调整，视形势的发展，稳步进行，不要大起大落，才能建立股民和政府的共识。
    第六，放慢或严格管制沪港通和外资合格投资者进入股市。
    西方金融危机的祸首，是西方的金融寡头，包括某些大学基金和退休基金。中国人却天真地以为它们代表先进的金融生产力和长期投资者；在危机时，幻想西方寡头会参与中国的救市。
    更不能，在目前状态下，和西方大国，签中国缺乏经验的金融自由化协议。
    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取决于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实力。只有中国金融企业在国际竞争而非国内竞争中胜出，才能像制造业那样，逐步开放。
    目前条件下的中国金融企业，连起码的计算机交易和定量金融模型的开发能力都没有，只会在西方投行和对冲基金的后面跟风交易。
    先修筑堤坝，再学会开门出击。
    第七，战略决定之后，干部任用是决定性的因素。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能保证干部的选拔不犯错误。中国两弹一星的大跃进成功，因为，挂帅的是聂荣臻，信任的大将是钱学森。钢铁和农业大跃进的失败，却没有对说假话的官员问责。
    中国的金融业，至今只是大国，而非强国，关键在没有找到金融的聂荣臻和钱学森。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识别人才。
    中国金融界的命运，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实体经济的成长空间之外，还要考验中国的决策层如何选拔金融业的领军者。究竟委以重任的是韩信还是赵括？只有历史才能判断。我们期待有关决策者能多谋善断。尤其要加强政府、学者和金融实业家之间的沟通对话，切莫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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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张大千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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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师@脂肪女人：我喜欢读@川端康成 @芥川龙之介，我喜欢@久石让。我不会因为一个民族历史上有过错就诋毁人家的一切。当然，我也不会因为Ta们文化上的光辉而原宥Ta们的错误。我只想说：日本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是一个不容调侃，不容意淫，不容贬低，值得尊敬，值得提防，值得学习，值得顾虑的强大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