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商业经典》小毛驴石嫣and人大周濂and东西网赵嘉敏：关于快与慢的对话

铁鸟

        当我们快的时候，摩擦力变小了，我们和周围事物的连接越来越稀松。我们有没有跳出“快”逻辑的可能，是否有勇气改变？
        有一天午后，我在京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与石嫣坐在树荫下的石凳上，忽然走过来一个浑身洋溢着成功气息的中年人，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但非常起劲地抱怨这个农场不如他想象中的好，如果交给他来打理，他要把它弄得舒服/漂亮/便利/吸引游客，当然还有成功的商业模式---这样的人，石嫣每天都会遇到，他们基本上有如下特征：在农村长大，上世纪90年代抓住了赚钱的机会，在走向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开始向往慢生活，想在闲暇时做一个农夫。
        可是，他们并不愿意与农民为伍。这位中年男人向我们描述：他希望有一片地，比邻而居的是身份相当的城里人，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耕耘，困了累了就钻到地边支起的帐篷里休息。总之，做农民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们需要社区感。
        中年男人想在小毛驴市民农园租一块地，但他失望了，因为今年的土地全部承租出去了，而且有95%的人能够坚持每周来农场打理自己的小菜园，他只能在这儿排个号。
        人们对回归自然/亲近土地的渴望超出了石嫣的想象。石嫣是中国第一个被公费派到美国农场学习的博士，她说搭建小毛驴农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自己喜欢农场生活，到了城市里会让她感觉发紧。而且，她的经历也一再地敦促她去思考：我们有没有跳出快逻辑的可能，是悲观接受现状？抑或努力完善自己，增加逆方向，拉住资本这辆高速列车的力量？除了对现代性反思外，我们是否有勇气改变？
        人大哲学院副教授周濂在一篇名为《过期》的文章中也思考了相应的问题，他提出：那两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逐渐成为生活模仿的对象，现实中的人们便开始丧失平衡感。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病症所在。
        创办了译言网and东西网的赵嘉敏虽然是互联网人士，但在运作网站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以贪快的方式求利，而且他有一个最深远的梦想是创立民办大学，他相信唯有教育能改善中国。
        《全球商业经典》认为，这三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试图摆脱随波逐流的诱惑，希望为这个急速发展的社会提供一些有重量的东西。于是有了这一场对话。
        * 闲暇而非休闲
        周：刚才我开车来的时候，痛感自己被快这个概念所胁迫。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得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些事。如果不能按规定完成某些事的话，你的生活就会被彻底打乱，因为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进入了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生活节奏中。
        石：最近我们刚翻译完一本书，名叫《慢钱》作者是有30多年天使投资经验的人，他说过去我们投资的项目，很多都不是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项目，我们有没有胆量畅想一个新模式？
        周：小毛驴会员之间的交往程度有多深？
        石：我们的会员分两种，一种是购买农民种植的有机蔬菜；一种是完全靠自己到农场种地，如今有260户，他们95%能保证一周去一次，这连我也没有想到。那260户已经实现了社区的感觉，每周末大家都会在一起聊天。
        周：我最近在读维特根斯坦，他有一句话说：一种表述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同样地，一种生活状态只有放到应有的周边环境才有意义。我的困惑在于，郊区农场这种形式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中，已经是完全的无根化。过去的三五百年，是农业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而只有农业才跟我们想象中慢的生活方式存在一个最根本的关联。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高新技术园区里面，在互联网行业，想象那种慢的生活。
        赵：别的行业可能年度计划或者是半年计划，但IT互联网领域是做月度或者是季度的计划。不过，从做好一件事的角度来想，其实它仍然需要很长时间。比如，Facebook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它太特殊，不是IT领域里的典型范例，LinkedIn才是，它是熬过了好几波的泡沫，才一步一步做大，国内的榜样则是豆瓣网。
        周：现在的问题在于，对很多企业来说，资本的逻辑要求你立竿见影地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而不是一家卓越的企业，即便你做得很好，但如果你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达到什么目标，你就得从市场上消失，这种压倒性的外在目标可能是跟公司内部价值脱钩的，它会逼迫你不能以一种淡定悠闲的心态生存，不能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当然，现代都市人都很向往闲暇的时光，所以才会有很多城市在打造所谓的休闲之都，但事实上我们过的是一种放松的生活而不是闲暇的生活，我们打麻将打游戏洗脚搓背喝茶嗑瓜子……古希腊人也热爱闲暇，但是他们的理解与我们非常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人的标志就是拥有大量的闲暇去对话/辩论和演说，去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过一种丰沛高远的精神生活，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 在。
        石：我这几天有很深的感触---每天都有人，特别是商人去参观小毛驴农场，经常有人问我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认为你只有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去赚钱，才形成商业模式。但我跟他们讲，难道我们去年收支平衡，今年有收入，未来我们可能还是可持续发展这种方式，就不是商业模式了吗？
        赵：我读过一篇文章，它说美国家庭农庄呈扩大化趋势，其中中产阶级的比例要高一些。但我们现在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不是中产阶级，还在追求财富，还没有到追求生活方式的时候。说白了，我觉得周濂的悲观之处在于，我们这一代基本上是在为下一代铺路。假如中国的中产阶级能茁壮成长的话，越来越多的人会思考这个问题。
        石：我觉得非此即彼的逻辑是有问题的。这个社会这么快速前进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逆的潮流，当然可能这些逆的潮流不是主流，但它一定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存在的。我能看到，慢的潮流也在越来越大，就会觉得希望还是有的。
        周：说到快和慢，我想打个比方，当我们快的时候，就像是摩擦力变小了，周围的空气变稀薄了，于是我们和周围事物的联结越来越稀松，结果就变得越来越快。很多时候，慢则是因为我们与周遭的人/事物之间的纽带非常紧密，这些纽带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重心。
        * Money is like shit
        周：我发现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比如我上个星期没有和人真正说过一句话。另一方面因为有了Skype/MSN/手机/电邮/微博，交流的便捷与渴望又都非常强，而且对及时反馈的苛求也非常强。你发了微博没有回应有没有受挫感？电话打过去对方不接，你会很狂躁对吧？发完短信，对方两个小时之后才回复，你会觉得被怠慢了。这种对于及时回馈的强迫症需求，让我们的生活再也没有了今宵别梦寒的悠长心思，只剩下了今晚MSN哦。
        石：我觉得你应该去农场，昨天和我说话的人就有50多个。其实，我们也经常悲观，尤其是当消费者的负面情绪投射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凭什么？但冷静下来，农民又凭什么给你们城里人种健康菜？尤其是，人在农场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放得开，一到城里，我就会感觉特别紧。
        周：我跟石嫣有共鸣，很多时候不是人选择做事，而是事选择一个人。有的时候你做了就做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赵：像我一开始做译言，也完全就是一个偶然。因为我本来专业不是翻译，也不是做社区的，但做了也就做了。我也面临被不停询问你商业模式的问题，多年来都是这样。
        石：起先，我们对资本很排斥，你作为一个公司如果每年只有几万块钱收入的话，你只有不断投入，但你面临的是一个没有百年老店的社会。那些询问我们商业模式的人，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多提示，能不能在他们想象的纯商业道路中找到一条替代的方式。
        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一个事情不管再怎么有社会价值，一定要面对生存问题。头几年我比较固执，不太想这个问题，但随着这个事情往下做，你肯定要想办法营收，但这和资本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不过，你慢慢把事情做好之后，还是会有站得高看得远的资本方认识到你的价值。
        石：现在，慢钱在美国是一个越来越大的趋势，不过，基本上都是愿意投向和农业相关的生意。《慢钱》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Money is like shit，钱就像大粪一样。这个粪用得好就成为肥料，用不好就成为污染。
        * 末班车心理
        周：你们应该都有驾驶经验，开车的时候，所有时间被压缩到当下这个点上，用昆德拉的说法，你抓住的是跟过去和未来都断开的瞬间，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顾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开车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大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现在的中国人其实就处在一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无法无天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有那种所谓末班车心理，用一种攫取的心态尽可能地掠夺一切资源，因为你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赵：我回国之后开车，有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是属于有序规则的破坏者，我发现很多司机求快，他要超车，占用旁边人的车道，结果就造成了把所有人全都堵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开始我自己可能还循规蹈矩，比如出去的时候按规则去排队，但后来有一次就被人家给挤出来了，我怎么都进不去，很愤怒，结果我一踩油门就跑到最前面去了。
        周：香港大学有个叫慈继伟的老师，他写过一本书叫《正义的两面》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非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本来想成为一个遵守规则的人，但当你发现遵守规则其实是受到了惩罚，那你很可能就会加入到非正义的行列，而且这种东西具有滚雪球的效应，比如我们排队的时候，有一个人插队，OK，两个人插队，你就开始愤怒了，到五个人的时候，你可能成了第一个冲到前面的人，这其实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这时候，就需要制定严格的惩罚制度，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要培养个体正义或者公民德性，因为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正义问题。
        赵：但是后来，可能因为自己心路上有很多变化，现在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了，也不会那么愤怒了，反正我又不着急抢那几分钟出来。
        周：因为你是老板。
        赵：所以我的公司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但是你会发现，一旦完全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后，这个事情就没边了。
        周：除了制度的建立，更重要的就是教育。这种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灵魂的转向，因为用道理去说服一个人向善总是困难的。如果未来能往好的方向走，必须要有良善的公民教育。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 拽住我们的力量
        周：我特别欣赏石嫣赵嘉敏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向前呼啸而去的现代生活中，能够让我们稍微有点重量的人。拽住我们的一些力量，不管这力量能拽住多久，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让一个社会有重量的东西，除了宗教，还有比如传统文化/习俗礼仪/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等等等。因为你要让一辆车子慢下来，不能仅仅是靠一个刹车片，而应该靠一整套复杂的刹车系统，对社会来说尤其如此。石嫣它们做的工作，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刹车片，但是就像一辆疯狂向前跑的马车，必须要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事情，有绳子从不同的方向往后拽着它，最后才有可能让它慢下来。我并不是在说，石嫣的工作本身意义重大到能够改变这个社会，而是说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这一类的工作，也许我们所向往的生活会出现，当然，每个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但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赵：外部环境可能会造成快，比如资本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的力量。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尤其是进入真正的信息时代之后，它本身就是追求即时的传播。所以整个科技的发展都是推着人类往快的节奏上走，它不光是改变文化基因，甚至对人的生理基因都会产生反向的促进作用。我们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真的可能隔五年就差一代。Kevin Kelly在《失控》中讲，将来其实是人类在创造取代自己的技术，这种技术发展下去的话，有可能它将逐渐地具备一些生命特征，比如计算机病毒已经具备生命特征了，还有“云”也是越来越有生命特征的一种技术形态。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阶段性的，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存在，可能也是有阶段性的，无论未来出现什么样的取代人类的形式，你可以把它看做人类的后续物种，这种物种可能跟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结合得更多一些。
        周：我觉得科技派的这种描述，类似于对事实的描述或者对未来的展望。如果从价值的角度，特别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去想问题，我会说人类要想有未来的话，我们一定要放慢科技。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停下来了，也许早二十年停下来，人类的现状会好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停不下来了，我们的资本停不下来了，我们的科技停不下来了。我记得2008年，当时正深陷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花旗银行推出一个“从不歇息”版的广告：您每个夜晚都会休息，但您的梦想却依然清醒，因为抱负从不歇息，激情从不歇息，这个世界也从不歇息，所以我们不分国界，不分昼夜，为您全力实现每个梦想，所以，花旗从不歇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广告透露出一个最大的现代性秘密：资本主义/现代科技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从不歇息”的过程，我们处在一种永不停歇最后奔跑至死的状态。所以我说人类如果要有未来的话，一定要停下来，至少是一定要慢下来。
        石：其实，农业里也有对科学的重新思考，比如有的人遇到病虫害就想用农药，遇到土壤没有好产量就用化肥，认为这就是科学。但是实际上，传统上有很多农民具有很综合的方法，重新理解科学是什么，很重要。
        赵：科学界主要还是追求技术的突破。但是Kevin Kelly从另一个角度提了一个比较好的观点，他说作为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他对技术是一个有选择的态度，他不会一股脑地把技术全都接受过来，当然这是他的个人选择。
        * 静止的才是高贵的
        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种慢的生活方式，其实特别奢侈，它不是所有人都能过的生活。古希腊人认为静止的才是高贵的，从概念的角度看，高贵的东西一定是要有卑贱的东西跟它对应，才能称其为高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过上慢的生活。
        赵：你们杂志的口号是：这个世界会好的。从技术派来说，虽然你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你可能也知道这个世界朝着哪个方向去走。我原本很认同一句话：从客观上来讲生命是悲观的，但是从主观上来讲生活是乐观的。后来，Kevin Kelly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如果真的认识到最终命运的话，其实不妨把生命也看成乐观的，因为它还是一个传承/进化的趋势，无非最后就是，人消亡了，那又怎么样？
        周：维特根斯坦说，改善自我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我在相当意义上赞同这个观点。并不是说制度的改变不重要，而是说我们最终其实是在问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更根本的问题。说到如何改善自己，仅就快与慢这个主题而言，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重量，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这样一个能够向下拽住你的力量。
        * 时间与城市
        城市活在时间的坐标轴上，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20多年前的北京，午后仿佛有人按了停止键，胡同里大多数人都在睡午觉，只有知了叫个不停。如今，北京在时间维度上四分五裂，中关村像泡沫时代的日本，朝阳区CBD与纽约曼哈顿无异，南城却又像新疆。新疆籍作家刘亮程说多年的村庄与城市生活让他产生了“新疆时间”的概念---长期的贫穷生活让新疆人学会了慢悠，因为只有慢慢悠悠才能适应这种生活。纽约，世界上节奏最快的城市，却仍保有慢得惊人的设施，让人从中品尝到历史的滋味……
        城市运转速度不同，但它所面对的时间一样：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