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and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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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
        例，张闻天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反过来，周总理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中国共产党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在这方面，周恩来和陈毅可能表现最突出。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一次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and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材料内容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定稿后姬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十一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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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一虎八奶图》

http://www.nownews.com/2011/04/12/162-27038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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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他不安于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实际的，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标。
    周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当革命的钟摆摆到平稳之点时，周的工作最为精彩。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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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史学者陈志让：谁也承认他（周恩来）是一个干材，对人有礼和蔼细致，但不大谈哲学思想（他接见美国年轻学者时，关于哲学的问题，他总请姚文元和张春桥答复）不大谈路线方针，别人定路线，他去执行，组织执行的能力特强。所以搞思想路线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周恩来继续在政治局担负重要的职责。
    周恩来并非不懂哲学和大政方针，相反正如尼克松所言，周恩来对哲学历史文化经济都很在行。他之所以不谈哲学和路线方针，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条件下，任何高谈阔论都可能是犯忌的，而忙于事务则不至于成为被打倒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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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才无德，则近于小人；有德无才，则近于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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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外交部就听说陈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后来也确实看到他参加的外事活动特别多，超过所有其他国务院副总理，显得非常突出。但在他的分工中除常务外有政法/文教/科学院和部分国防，却没有外交。1955年随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作发言，陈毅要做外交工作的大局就已基本上看定了。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直到1958年2月才宣布他代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有的书上说，这是因为反“反冒进”要削减周恩来的权限。看来不大像。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周恩来都是大力支持陈毅管外交的，陈毅也始终钦佩和服从周恩来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何况延安整风时他们还一同被看成是经验宗派呢。陈毅来外交部，究竟对周恩来意味着什么，现在仍然猜不透，但对张闻天意味着决不会受到重用，却是当时人们一下就看得出来的。
    对于陈毅来外交部，张闻天早就料到了，估计他的心情会是复杂的。他固然是个能上能下/不计较名义和地位的人，但是明显地得不到信任，恐怕总会感到不那么愉快。对于和陈毅相处，我看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一直听说陈毅坦率直爽，以为比较容易相处；另一方面，两人终究没有共过事，不完全能摸准对方的脾气，这又使他的处境有点微妙或者说是难办。大胆抓工作吧，他可能顾虑被怀疑为擅权，是不是目无领导；缩手缩脚，摸领导意图或遇事退后，这又完全违背他的精神和性格。为了确定今后走向，在陈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动找陈恳谈。他事后检讨说，他是欢迎陈毅来任部长的，两人也谈得很好。陈毅强调他是专职部长，要每天来部上班，大小事都要管。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认为自己应该在工作上“尽量后退一些，请他抓起来”。张还向办公厅作了布置，为部长每天来上班作好准备。于是办公厅就给新部长收拾了一个全部最大的办公室，并根据他的爱好，买了一些古色古香的书柜和一批线装书。至于张闻天自己，为了让陈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减少可能的干扰，在陈毅来后采取了几项他所说的“尽量后退一些”的措施。一是建议设两个常务副部长：自己仍然留任，但偏重于形势和政策的研究；另一位为章汉夫，着重日常外交业务的处理。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赞同，而且陈毅还表示，研究工作正是他的不足之处。二是从每天上下午上班改为只上午上班（实际上还是经常下午也来，因为那是“大跃进”时期，开会和要办的事比较多）三是成立综合业务组，除为部里起草文件报告，编写内部通报刊物，接收原研究室的业务外，还为张闻天的某些研究工作服务。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估计和设想是错误的，他对陈毅的思想作风并不了解。陈毅上任后除去头几天来部里主持开了几次会（包括处理龚澎/乔冠华问题的四次党组会）以外，并没有来外交部上班，后来也一直没见过他来上班，还是在中南海内办公。
    根据两年的观察体会，陈毅和张闻天的作风大不相同。
    张闻天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作家而不是诗人）的气质。陈毅则是将军（元帅）加诗人，作风显得粗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拘细节，容易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有时在外交场合就显得不完全适应了。这里顺便举两个例子。
    一是1965年9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谈话，显得很不慎重，很不“外交”。其中提到：让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一齐都来吧，趁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干脆打完了再建设。当时可是吓了外国记者一跳。但据说得到毛主席的赏识。
    二是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天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梅农来访。这位老兄有点瘸，拄了个拐棍。陈老总起身接待时开玩笑说，大家在讨论解除武装，你怎么还带着“武器”（指拐棍）梅农听了翻译，扭头就走，怎么解释也消不了气，弄得很尴尬。
    所以陈毅的外交作风简直不能和周总理相比。而且他当部长，并不像跟张闻天说的那样“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说深入部里各单位检查和指导工作了。作为党组秘书和主管调研的综合组长，在我的印象里，除两次使节会议和一次务虚会议外，几乎没有参加过陈毅专门召开的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以及内部业务的研讨会。一些重大问题如炮打金门和中美会谈，反而是周总理在直接抓。当时热门的中苏关系，则属党际问题，外交部很少插手。最近我又翻阅了一下陈毅和张闻天的《年谱》特别是他们共事的1958年和1959年，就更加证实了我的印象。
    《年谱》载明，陈毅更多的是对外宾的欢迎欢送/接见陪见/设宴赴宴/参观访问，以及在文化界/科学界和军方的出面，看不到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形势，政策和内部业务的条文。
    张闻天正好相反，对外活动比较少（这既与他的地位职务有关，也是他不喜欢交际这个缺点的表现）而参加有关形势政策及外交业务的讨论会或找相关人员谈话则比较多。
    我们以1958年十二月下半月为例，来做一个对比。陈毅有九次外事活动（多为欢迎欢送，接见，签字等）一次陪刘少奇等接见国内妇女代表，去河南视察一个礼拜。张闻天有一次外事活动，参加讨论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以及外交业务的党委会五次，同回国大使谈话三次，召开条法司和几所大学的专家座谈国际法教学一次，参加国际关系研究所研讨会一次，召集有关人员讨论驻外使馆统一领导一次。也许这半个月的对比过分突出，但这确实很有代表性。这种差别很大的两种作风和性格，不发生矛盾和冲突那才怪呢。这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所检讨的：但是后来发现我后退了，他（陈毅）对我有不满，说我遇事推委。对他的意图，我一时摸不清楚。
    其实，根据陈毅的性格和作风看，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只进行些大面上的活动，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样由张闻天等几个副部长和各单位去办，他主要是承上启下，对重要文件向上照转，再大一点的事情自有周总理以至毛主席抓。所以张闻天的“后退”，很快就使矛盾表面化了。
    陈毅来部三个多月，外交部召开了务虚会。在讨论了一天解放思想和外交跃进之后，陈毅号召大家给部领导提意见，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要大家对自己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由于陈毅新来，大家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对总理，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肤皮潦草地讲了些现象。在陈毅的一再要求下，张闻天在十多天后有准备地对总理的领导加以充分肯定后提了三点意见，即：对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抓得多，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党组会开得少了；同部内各级干部联系接触少了。这时，不料陈毅话锋一转，批起了张闻天，并且从延安整风讲起，第一次公开讲出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狭高空怯私”五个字的指责。由于从来没听说过，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惊。接着大家对张闻天提了一些意见（因他长期主持常务，人们意见多点也是自然的）在张闻天第二天被迫作出四点检讨（这是上了《张闻天文集》的）后，事情才告结束。
    最近几年同刘英谈起这件事，她说这是陈老总在钓鱼，而闻天又是个书呆子，她和闻天当时也感到吃惊和不可理解。不过从表面上看来，陈毅和张闻天两个人对这件事好像都没有怎么在意，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张闻天抓工作倒是更积极主动了些。大的外交举措，陈毅也好像管得不多。例如1958年最热闹的台海危机和中美谈判，都是周总理在直接抓，在我的印象中，陈毅没抓过一次这类的文件起草和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