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纪念对越自卫反击战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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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大家对一支队伍的士气低落、涣散到如此地步会惊讶不已，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总结一下，看我们这支部队参战前的基本状态和准备过程，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在进攻战比较顺利的时候（本团有的成功战例还进入军区战例选编教材），大家都不觉得自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局势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潜在隐患自然就显现出来。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一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哈），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上膛子弹，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传统，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至于装备的落后，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好了，唠叨这些也是给我们这些人找个台阶，那种一败再败的败兵心态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痊愈的。我文字的题目为兵败如山（有人热心地指出说少了一个“倒”字），我自己的意思就是指部队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心理溃败，那战场上颓势很难逆转一如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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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暂时没有遇到另外的敌情，在接近平原地带时我们找到了一股清冽的山泉，大家尽情地把肚子灌了个水饱，精神头有所恢复。前面出现一条比较大的岔路，在向左或是向右的问题上排长、班长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把地图拿出来比划好久，意见还是未能统一。3班长建议大家投票解决，在清点票数时我们惊讶的发现，少了一个人！不知去向的是工兵班的一位战士，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前面路段的某个时候，队伍停下来观察地形时他睡着了。我们回忆这一路走来中间还有不少岔路，谁也不敢保证能原路返回找到他。于是在场领导就作了一个决定，等他一刻钟。那一切就真是应了命运一说，就在我们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的跑了过来，在经过每一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走过的路！
    在进入平原之后我们遇到一个村庄，村里有一座完好的吊桥，可以让我们通过那条约有60来米宽的河流。这是我们往北行进必须经过的一个要点，如果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从村庄外泅渡过河，这样可能更安全些，但是饥饿和寒冷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冒险进入村庄，利用桥梁越过河流。那是一座用竹板、铁丝绑扎的钢索吊桥，连引桥部分约有120米长（宽1.5米，距离河面3-4米）。只要我们踏上吊桥，那动静足以惊动全村的老小，何况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一个，排长自己担任了第一排头兵的角色。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4个吧，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晃着几乎是小跑过桥。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就在此刻，一连串机枪子弹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我们心里很明白，这是越军负责桥头防御的那挺机枪在白天就锁定了射击标尺，到夜里只要有动静无需瞄准伸手扣动扳机就能用火力封锁桥头。哪知道我们过桥后因为全蹲下看地图，这一动作令我我们再次死里逃生。
    过河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一条正规的公路，方向朝着北方，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在地图的准确位置。虽然公路的许多设施已经被炸毁，但毕竟比山区小路走起来顺当，我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加快。记得我们分成几个战斗组，相互保持一定距离，分别负责前进中左右和前后的警戒。接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在一树丛里休息，大家商量后决定，在天亮之前，我们在离公路几百米处寻找一民居隐蔽，如果有人接近就让进去灭掉，安静地坚持到夜晚再往北前进。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的什么地方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但是我们又觉得刚才的叫喊声说的好像是中文，就叫排长说话与对方沟通。当对方再次问询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时，排长就一一如实回答，再一问对方，原来他们是41军的，就在此等待我们突围出来的人。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艰难行军，我们16人终于回到真正的安全地带。这时已经是3月16日，据说全线部队为了让我们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整个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24个小时。而那些被堵在峡谷里战友，后来好几天里分几批自行突围回到祖国，最多的有40-50人，最少的就1个人。其余的不是被越军俘虏，就是抵抗到最后，永远地将年轻的躯体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中越交换俘虏时，本团有219名指战员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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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让我一一列出本班牺牲战友的名字吧，在我脑海里他们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人（现属九寨沟县？），77年兵，个头不高，专业军事技术一流，眼睛微微有些棕色。
    阮少文：班长，民族不详，云南大理人，75年兵，处事稳重话不多，由炊事班长调人我班长，烟瘾比较大。
    钱进锡：副班长，汉族，山东人（淄博？）入伍时间不详，以军事骨干的身份由友军支援而来，有北方人的豪爽，遇事谨慎。
    陈俊波：战士，汉族，四川仪陇人，79年兵，当时就在县城开钟表修理店（那个年代就算是有钱人了），出于对部队生活的好奇，才放弃优越的条件来到部队，爱笑，性格直率。
    饶正平：战士，民族不详（会讲客家话），四川仪陇人，79年兵，入伍前在生产队当会计，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村里的聪明人，喜欢看书。
    还需要提及的就是那位被俘的战友，是一位四川人。他在中越交换战俘回国后，因为是78年的兵，没到服役年限，就回本团继续当兵（没回特务连），直到80年底裁军时办理退伍手续。十多年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他家乡的一位写作的人，我刚提到这位战友，那人立即就说：我知道这人，是全县唯一的被俘者。我当时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当时回到团里后，我们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个年代待人接物的局限），就一直没与他聊过什么。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去他老家找到他，听他述说我们16人离开之后他们后面战友中面临的处境、发生的故事。当然，如果他不愿意说也没什么，有生死之交的战友见见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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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悲壮！很惨烈！向勇士致敬！向烈士致哀！希望吸取教训！
    1979年3月13日，我50军第150师步兵448团奉前指之命由越南班英向北清剿回撤，在那嘎及其以北地区夜间行动，遭敌阻击，由于部队指挥员惊慌失措，指挥不当，造成542人失散（其中被虏219名），丢失各种枪支407件。这是自朝鲜战争180师失利后，我军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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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军第150师
★师  长：王家善
★副师长：贺焰藩
★政  委：李冠元
第50军第150师第448团
★团  长：窦相臣
★副团长：杨锡培
★政  委：张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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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检验一支军队战斗力和素质高低的不是顺境下的攻城掠地，而是劣境中的突围撤退。撤退，那是往另一个方向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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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官兵落入敌手，在战争正式爆发前就发生过，那时，一线部队曾多次派出侦察分队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分队未能全身而退，最早被俘的是41军123师侦察连的一名卫生兵。
    对越自卫反击战于1979年2月17日清晨爆发，我军第一轮攻击波便投入了二十多个步兵师，势若排山倒海，地面炮火的猛烈程度超过了越战时美军的水平，这种情况下越方当然难以俘获我方人员。至3月2日，我军攻克越北重镇谅山，越南首都河内门户洞开，整个红河三角洲已无险可守，但根据战前即已制定的作战计划，我军停止攻击动作，对外界称“达到了惩罚目的”，随后逐步安排撤军事宜。此时越方手中的我军战俘不到40人，多数是丧失战斗能力的伤病员，而我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这样的形势下，灾难却悄悄降临。
    50军，战前从重庆开赴前线，最强的149师（原二野18军52师）开战后由13军指挥从云南攻入越境，148师在广西边境驻守，牵制越军一个主力师使其无法东援高平，150师则按兵不动，担任战役预备队。
    3月5日以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出境的部队陆续回撤，沿边各地群众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英雄归来，这情景让没出境的部队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广州军区前指觉得战事已近尾声，估计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150师出境掩护友军撤退。50军数名副军职领导组成指挥组率150师出征。
    客观地说，上级的这一决定无可厚非，让没怎么打过实战的部队锻炼一下，哪怕是打扫战场，也有助于部队积累经验，养成敢打敢拼的作风。但150师确实是仓促上阵：苦练多年的老兵大多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其他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仍是满脸稚气，大部分连排级军官是刚刚提拔的，有的刚刚调来，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发时穿着塑料凉鞋（应该是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防滑解放鞋）。尽管如此，全师官兵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浮躁轻敌往往与厄运同行。
    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市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150师448团突然遭遇从河内赶来参战的越军精锐部队，云雾萦绕的群山中顿时枪炮齐鸣。双方稍一过招，高下立分：越军熟悉地形，富有山地丛林作战经验，指挥官判断准确，部队行动坚决果断，战至12日下午，448团前指及二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
    危急关头，448团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50军驻该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1/8连走小路增援二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也无法脱身。因山地环境的影响，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失败的惶恐逐渐在人们心头弥漫。在最终失去联络前，448团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最后，该团前指、二营、一营1连、三营8连等部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先后被俘，包括团参谋长、二营教导员以及十多名连排长。最可耻的是，8连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带领连队集体投降。后，150师448团8连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均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关于50军的问题，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亲临该军总结。之后，当时50军驻150师指挥组的成员，一名副军长被撤职，一名副政委被党内警告，另一名副军长被撤职降级。1985年，50军撤销番号，150师不复存在。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在南宁市郊青山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权当大战扫尾阶段的稍微放松。当一名机要参谋送来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时，许司令顿时脸色铁青！
    为避免影响士气，我方没有通报448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2-3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当时我军的连级单位才有一台收音机，部队也严格执行了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但在社会上，这样的广播仍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越方的持续广播中，又出了一件更让人光火的事：第一阶段作战中，第42军坦克团的一辆坦克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该车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进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毁。42军认为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已全部牺牲，于是向中央军委报请追授“英雄战车”的光荣称号，同时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两名摄影师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不料越方“报平安”节目开播几天后，把这辆坦克的二炮手拉出来说话了。42军颜面扫地，追授称号一事再无人提起，解放军总政治部因此专门下文严令参战部队今后“注意认真核实英雄模范事迹”。
    1979年3月15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结束。之后的1-2个月里，还有少数被判失踪的我军官兵经过艰苦跋涉陆续归队，他们形容枯槁，遍体鳞伤，但逃过了被俘的厄运。
    5月初，经国际红十字会调停，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越方的名单上，我方战俘共有239人，其中448团就占了202人（后来1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238人）。
    我方在这场30天的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的较量中被活捉，但其中不少是越南政府临时武装起来的边境居民，没有军籍，根据国际法不能算是战俘。后来两国约定交换俘虏前，我方就用车将这些人送到边界无人地带就地释放，而对在押的越南人民军、公安军战俘则如实登记造册，共记16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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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打响后，50军分期分批担负不同的作战任务：最能打的第149师用于广西方向（东线），在13军辖下首先投入战斗，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是整个战争中表现最好的师。50军唯一留下的滇军底子148师用于云南方向，牵制了越军一个野战师，使其不得东援高平，表现尚可。而150师最初是作为预备队待命。
    第一阶段作战完成后，150师争取到出境作战任务，448团先行越过边境线，官兵们穿着总后试发的77式新式军装，与陆续班师回国的友军逆向前进，非常引人注目，也让他们倍感自豪。但进入战区后，3月11日中午，该团因为骄傲轻敌，也因为缺乏经验，警戒分队及各部尖兵均未能提前发现越军，而是径直走过了越军的潜伏阵地，导致身后的团前指及直属的几个连突然遭到越军集火射击，损失惨重。这时，未受攻击的前锋部队眼见团前指遭受攻击，却不知道从侧翼攻击越军或强行与前指合兵一处，而是坐等命令，以致贻误战机。其实越军怕的就是这两手，所以一招见效后也不恋战，迅速转移。
    在战斗暂停的空隙里，448团仍是一头雾水，判断不清刚才攻击自己的敌人大致有多少兵力、火力配备情况、作战意图以及下步可能的行动，跟上级汇报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之后，150师命令448团收缩阵形、边打边撤。这一决定看似无懈可击，但在山地丛林战中，撤退的关键是要抢占要点、确保路线畅通，然后各分部交替掩护回撤，否则部队即使几百、上千人集中在一起，也只能是被四周的敌人不断杀伤、消耗而已。当晚，1连、8连在奉命回缩增援团部的途中被越军缠住，之后再也无法脱身。实际上，3月11日晚上这段时间最为关键，448团因为得知150师另两个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安下心来，越军却在准确判断敌情后，抢占了448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同时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兵力。至3月12日下午，448团前指、二营等部1000余人终于陷入重围。这样的危急关头，却没有哪名军官站出来勇挑全盘指挥的重任，也没有哪个连排敢当开路先锋，团部最终作出了“分散突围”的决定，但在莽莽群山、云遮雾掩、强敌环伺之中，这一决定无异把部队置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如此作风，焉能不败！
    战后资料表明，攻击448团的越军部队兵力开始是一个加强步兵营，后来逐步增加到团级规模（没有重炮和装甲力量）。这本来是一场遭遇战，越军发现我军后冷静观察，首先选准448团前指突然袭击，之后因兵力不足而撤出，改以不间断的小规模战斗保持接触，在此过程中又判断出我方战斗力不强、意志不够坚定，因而迅速调集部队，在448团回撤时打了一个歼灭战。在我方占绝对优势的战场环境下，这确实是一次堪称辉煌的胜利。
    150师如此不济，同在50军的149师却能屡屡创造战场奇迹。
    此前2月28日晚，149师447团二连（加强连，170余人）在越南黄连山地区沿十号公路向四号桥进发，深夜大雨中突然遭遇越军精锐316A师伏击。这是交通要道沿线作战，越军早已在公路两旁修筑工事，准备了扎口子的机动兵力，意在全歼来敌。二连进入伏击圈后，在越军第一次猛烈射击中便死伤40余人，连日苦战、浑身湿透的士兵们被压制在泥泞中，咒骂声一片。该连迅速判断形势后命令各部出击抢占公路两侧制高点，班排长带队摸黑冒雨爬山头，连续打掉几个越军火力点，取得立足阵地后与越军咬牙缠斗。几个小时后，该连已损兵三分之二，但我军增援部队已经出动，威胁越军退路，该部越军被迫撤退。该连又抓住战机趁势掩杀，追平双方战损比例。
    这就是差别。虽然是穿着同样的军装，使用同样的武器，骨子里的气质却迥然不同。作战部署大胆泼辣，战斗中敢打敢拼，经得起伤亡，指挥官头脑冷静，严格掌握部队，这样的风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养成的。
    战后，军中老将叹曰：朝鲜出了个一八〇，越南又有个一五〇。
    当年朝鲜战场上，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被击溃，被俘占志愿军战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越南战场，在我方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基本完成既定作战计划的大好形势下，150师448团却突然溃败，被俘200余人，占全军被俘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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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5月19日，我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单方面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遣返一批越军被俘人员。
    5月21日，双方首次交换被俘人员。我方被俘人员中绝大多数一迈过分界线就马上脱掉越方发给的衣服，扔到地上践踏，或者揉成一团回头掷向越方。他们赤着身体扑向久别的战友，嚎啕大哭，有的扑倒在地，泪流满面亲吻祖国的疆土。但是，其中有七名女俘，她们紧咬着嘴唇，没有一滴眼泪，只是木头人一般黯然地走了回来，那情景，令人不忍卒睹（七名女俘都是42军124师战地救护所的护士，被越军特工队偷袭后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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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师副政委林风云、副师长孙佳权、376团副团长、43军坦克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组成师前方联合指挥所，统一对376团和43军坦克团的指挥。
    1979年2月17日上午9时许，师前指乘坐的装甲车进至靠松山被越军击毁，林风云和43军坦克团政治处主任当场牺牲，孙佳权和43军坦克团副团长登上505号坦克继续指挥部队攻击前进。
    126师于3月2日受领攻打下琅，打通广渊经下琅至科甲、硕龙回国道路的任务。
    副师长赵连玉于3月9日傍晚在班弄地区组织376团指挥员看地形时被越军狙击，子弹击中太阳穴（一说脖子）阵亡。

    补充：
    79年，被狙击的两军高级指挥员甚少，126师比较倒霉，解放军两个阵亡的最高级别干部全在他们师。
    从反面，说明126师干部靠前指挥，部队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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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撤退前暴露战略意图
    时间：3月10日
    448团当时驻扎在一条公路边上。
　　448团于3月10日接到撤退命令，在10日夜间将剩余的弹药进行处理。据战士回忆：一些炮弹或炸药就按排长指示塞进横贯公路的涵洞里，一旦引爆后可以切断公路。半夜里，工兵班的人引爆了涵洞里的炸药，巨大的爆炸声回荡在山谷，升腾的火云瞬间照亮了半空。
    448团的首长近乎愚蠢，在这种时刻的此种行动，就等于告诉敌人：该团将马上移动回撤。
    这实在是兵家大忌，对比其他部队的秘密撤退形成鲜明对照。说明448团的首长骄兵轻敌的思想态势。
    据战后情报，袭击448团的是从河内赶来参战的越军精锐部队，当时是一个加强营。无疑，敌人正是得知448团的这种动态，便提前在夜间赶到448团的前面，在北部的深山里等待伏击机会。
    02. 选择易受伏击的小路撤回
    时间：3月10日
    448团的营地处于公路边，但448团却放弃公路，沿营地附近的一条小路向北回撤返回。
    对于这种撤退路线的选择，有记载是50军驻150师工作组的安排。“50军驻150师工作组的部署失误，让448团去走小路。且在出现紧急情况后处置失当。战后工作组成员关副军长撤职，侯副政委党内警告，刘副军长降职。”
    如果，448团是选择从公路撤回，可以肯定不会遭此大劫。正是选择了这条不归路，才使7个连的战士生命白白葬送掉。
    03. 最应该军法从事的机要员
    时间：3月11日上午
    对于448团的撤退路线，其他部队曾提出国异议。因为，此路线地形复杂，我军121师在进攻阶段，就在哪里吃过亏。因此，121师向军区建议，448团不要再过天丰山，直接跟随121师从公路回国。
    军区采纳了121师的建议，立即电令448团不要沿天丰方向走，要随121师后跟进回国。
    据战士回忆：448团收到电报后，部队正在向天丰方向后撤的途中。因当时部队正遭到小股敌人袭击。该死的机要员没有及时翻译电文，等到前面部队遭阻击，部队停下来后，才翻译电文，一看便傻眼了。电令要求部队不再过天丰地区，立即沿原路返回，随121师后跟进回国。但是，已经晚了。除团本队和后卫的几个连队可以沿原路返回外，前卫营的7个连队已进入了天丰地域，已无法返回了。这7个连队，不久后便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至此，448团除3营和团部得以退回。其他1营/2营/团前指（即所说的7个连队）都进入了敌人的伏击圈。后来，3营8连返回救援，被围。
    与上级的信息联络，在战场上是至关重要的，可448团偏偏在这个重要环节出了问题，说明448团的军事素质极差。
    04. 第一次打击
    时间：3月11日中午
    以下是战士的真实回忆：
    1979年3月11日接近中午的某个时刻，尖刀班距离村庄50米了，村庄里依然无丝毫动静，只有村口牛圈里的几头老牛在吃草时发出的声响。班长示意全班展开成散兵线接近村庄，大家起身端着枪，手指搭着扳机，全神贯注缓慢地走向村口。这时突然有一条狗从村庄里扑出来，对着我们狂吠不止，大家的心立即悬了起来。班长阮少文举起微声冲锋枪，瞄着狗打了一枪，那狗受伤后哀鸣着向村里挣扎而去。
    就在大家准备冲进村庄以便抢占地形先发制人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怔了一下，相互看一眼，当我“可能是后面部队里谁的枪械走火”这句话正要说出口时，一阵如风暴般的机枪声顷刻间响彻山谷，我们回头一看，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的大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遭受到越军重火力的伏击，当时就有许多年轻战士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献出了生命。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我们是遭到了伏击，而我们尖刀班是被越军故意放过。
    激烈的枪声持续猛烈，我们跳进了路边无水的渠道里，举起武器向枪声响起的方向射击。但是大雾仍未散去，我们射击的精确性自然无法保证。大家就一个愿望，希望能吸引越军的部分火力。约几分钟过后，越军的火力就开始转向我们，子弹打在板结的土地上，崩起的拳头般大小的土块象下雨般朝我们头上砸来……
    这是公元1979年3月11日接近中午的某个时刻，地点位于越南高平市往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当时我是某陆军步兵团特务连侦察班的战士，全团第一梯队（2营）尖刀班的一员。
    密集的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的飞过，声响就像敲击绷直了铁丝。这时候我看见火力排的一名重机枪手在我身旁抱着机枪发呆，我大声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在找排长。我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叫他把机枪架在身后的一个缺口处，我告诉他村里没有我们的人，如果有人出来就朝他开火。他觉得我说得有理，就叫来扛支架的战士架好了机枪，向村口瞄准。我一看这哥们儿在紧张的空气里居然忘了拉枪机，我再次重拍他肩头：你子弹上膛啊！他如梦初醒：是是的。他咔嚓一下拉上枪机。我当时感到要是越军从两个方向夹击我们，那就彻底玩儿完了。
    越军的火力压得我们毫无还手之机，侯班长见状就命令大家顺着水渠转移到村旁的一间房屋后面。这时候云雾慢慢散去，周围的地形也渐渐明了，原来伏击的越军藏身在一处独立的小山上，那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山形，在山脚下，则是一片纵深达三四百米的开阔稻田。因为距离较远，越军的阵地设置在薄雾中还是看不真切，照地形来看，应该是在山腰的自然溶洞里。只是能看到越军射出的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只要曳光弹射向何方，那几挺重机枪就会调转枪口朝目标点射击。
    正在此时，我们看见有越军在村庄后面的山头活动，这一发现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越军占领村庄后的制高点，那我们就完全落入无险可守腹背受敌的境地。班长当即下令全体轻装，准备投入抢占制高点的战斗。随着班长的命令，全班3个小组依然按交替掩护战术，向村庄后面的山头发起冲击。
    山脚下有一百余米的稻田，我们只有涉水从稻田里冲锋。当我们离开房屋的掩护，队伍就完全暴露于越军的射界之内。越军主力阵地的火力顿时朝我们这边倾泻过来。我们在稻田里艰难地向前奔跑，还举枪向山顶射击。一时间只觉得枪声四起，特别是从后方射来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着，在稻田里激起一个个水柱。
    我们想拿下的那个山头呈浑圆状，高差不到一百米。在山顶处如果没有掩体支撑就很难形成防御阵地。正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接近了山头，并用火力钳制山顶上修筑掩体的几名越军，使他们无法在山头上立足。到最后那些个越军只有选择放弃，顺着山头反斜面的树丛撤离。就这样山头就落入我们的控制。
    从这里往山下望去，那场面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在我们经过的水坝上和附近的稻田里，殷殷红色在田野上漫延，一个个渐行渐远的灵魂……
    05. 第一次打击的地形
    时间：3月11日中午
    此地距友谊关几十公里处。有战友对那个地形，做了卫星照片处理。我们可以看出，那是一个盆地，南北东西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伏击者南面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且伏击者选择了那条水坝，使448团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敌军指挥官挑选了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有人说这场战斗是遭遇战，不对！敌军的准备太充足了，那个地形地貌的利用，对其十分有利。他们唯一的不足，就是没有在北面的山顶设置火力。否则，448团将遭受加倍的损失。
    06. 448团错误的行军队形
    时间：3月11日中午
    448团当时的行军队形只适用于一般的遭遇战，尖刀班与大部队只相距500米，且大部队成密集队形。此战之后，1营损失惨重，失去建制。
    可以想见，448团没有料到会有人对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伏击。在遭到伏击后，448团指挥官慌了。据战士的真实回忆：我们距胡副团长等首长比较近，只见副团长与几位团参谋围着地图在一起商量着什么，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深刻，就是副团长在点香烟时连着两次香烟掉在地上。
    轻敌浮躁转化为惊慌失措。
    07. 没有甩掉敌军
    时间：3月11日晚十点至12日清晨
    这段时间十分珍贵。448团在遭受第一次打击后，团首长最应该判断敌军的实力，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很明显，从敌军的伏击态势观察，不是歼灭我军的态势，就说明敌军实力并不足。而在这种地形下，我军不可能歼灭来敌，但却有可能甩掉敌军。
    448团在修整了将近5个小时后（时间是否太长？），于3月11日晚十点，开始向北撤退，但在行进中却又转向南方，据战士的真实回忆：12日清晨，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一处狭窄的大峡谷里，行进的方向依然诡异地向着南方---与我们回国的方向南辕北辙。就在天快亮的时候，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团首长的本意是，部队平安前进了一整夜，那证明夜里的行军是比较安全的，在白天部队就干脆休息待命，等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
    此时，150师另两个团奉命前来增援，但两个团在受到阻击后就缩了回去。其实，对于这种地形，没有任何部队敢于不计损失地前来增援。后来的战况也是如此印证。但448团得知另两个团前来增援后，就停下了甩掉敌军脚步。在“一处狭窄的大峡谷底”隐藏了起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448团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此时448团已经与敌脱离，应尽快、连续移动，甩掉敌人，到达安全地区。此时停下脚步、放弃宝贵的时间，就等于给了敌军重新准备的时间。结果，被敌军侦察兵发现了448团位置。
    第二，448团即使修整、等待援军，也要全团占据山顶有利地形，给敢于前来的敌人来个反伏击。或者，就如当年张灵普74师上孟良崮山顶一样，占据有利地形，而不应当在谷底休息。但是，448团却只派了一个排占领山顶，大部队在谷底休息。这种“只到劲，不到位”的安排，在战场上必定吃亏。
    08. 第二次打击
    时间：3月12日下午3点
    就在448团停顿在大峡谷底时，越军却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增援兵力。敌军由一个营增加到一个团。至3月12日下午，448团前指/二营等部1000余人终于陷入重围。
    据占领山头战士的真实回忆：大致是中午11点，我们终于在一个可以俯视峡谷的小山头上形成一个防御阵地，大家利用石块修建了一些简易工事，就算基本完成制高点控制任务。但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已经无法与团首长取得任何方式的联系，是停留、下撤或做点别的什么都没有人来传达新的命令。中午时分有一个短暂时间里大雾有些减弱，我们在山头就能看到山谷里的动静，我们清楚地看见有越军在侦察停留在谷底的队伍，我们中有战士要开枪射击越军，但被排长制止，理由是别暴露目标。
    山谷里间歇会有几声枪响打破沉闷的空气，但是谁在放枪，射向何处大家真的搞不明白。直到下午3点左右，一阵猛烈的枪声和炮声充满了云雾弥漫的峡谷，从动静上判断是双方大部队的直接搏杀。我们在山头上除了感觉到刺激紧张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排长坚决地要求大家坚守阵地。暴风般的枪炮声持续了约2个小时，才逐渐稀落下来，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
    此次打击之后，448团基本被击溃，团前指首长多牺牲，部队大幅减员。
    事实证明，448团已经甩掉了敌人，但因其停顿，又让敌人寻找到了他。448团的停顿是错误的，这样的大部队行军一定会留下痕迹的，是隐藏不住的。而如果此时448团是在积极的运动中，情况就不会如此。
    09. 大溃败
    时间：3月12日晚
    448团残部从山谷爬到山顶，此时，还有几百人枪。随后便开始了大溃退。此时，2营的建制仍然完整。但1营却仅剩下几十人。448团残部最终被打散，只得分散突围。最终只有少数人突围成功。
    此时，敌军已经抢占了448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对448团残部进行射杀。
    在战争中，可以给指挥员的机会只有那么几次，选择正确了，胜利就是你的；选择失败了，就一步步走向灭亡。很可惜，448团在这些机会面前的选择都是错误的。448团已经被彻底打垮。之后，448团又经受了敌军第三次打击，2营被击溃。
    至此，448团的一切机会、选择都不存在了。
    10. 8连两重天
    448团3营8连本已经在战斗前就退出伏击圈，但受命增援，结果被围。
    8连负责人一个叫冯增敏，一个叫李和平，集体开会讨论投降，副连长王立新坚决反对，副连长毅然带领十多个战士冲出去。但最后，冯李二人率部投降。后被判刑十余年。
    448团8连副连长王立新同志，彝族，四川省喜德县人，1952年5月生，1973年1月入伍，1974年6月入党。1979年3月12日，王立新同志带领1排担任连的前卫任务。13日凌晨，遭敌阻击，与部队失去联系。他灵活指挥，两次冲破敌人阻击。中午，该排又被敌人包围，在危机时刻，他沉着冷静，边动员，边调整组织，拟定了突围方案，提出了“团结战斗不掉队；党团员要模范带头，冲锋在前，维护民族尊严，誓死不当叛徒”的战场纪律。当晚，又带领全排继续突围，他冲锋在前，把自己的干粮全部分给战士吃。14日凌晨，再次与敌遭遇，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在他的模范行动和英雄事迹的激励下，全排同志前仆后继，同越军浴血奋战，所属43人，绝大部分英勇牺牲。战后，上级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
    王的事迹主要是两个身负重伤，失去战斗力，后被俘的重伤员回来后讲述的，他们说：打到最后，山头上似乎已没有人了，他俩在草丛中动弹不得，十几个敌人在一个当官模样的带领下上来了，这时副连长，不知是拿着集束手榴弹还是炸药包什么的从隐蔽的地方冲向敌人，只听一声巨响，敌人倒下一片……这两个重伤员后来也荣立了二等功。

铁鸟

    01. 指挥员的思想一定要与战场实际相符。
    这种思想与实际严重背离的状态，在平日只是不合时局而已。但到战场就一定吃大亏。
    448团骄傲轻敌，浮躁冒进思想相当严重，根本不认识到战场的严酷性。此前，上级命令其侦查敌后动态，448团竟自作主张，理解为要其截断敌人逃跑退路，结果遭受大损失。
    02. 此战，师军领导有严重错误。错误包括：撤退路线的选择及救援指挥缺乏前瞻性。
    03. 在现代武器的远射程、大火力条件下，山地作战中，受伏击一方损失惨重、难于还击，而伏击一方则进退自如。因此，只要条件允许，部队应在山脊行走，而不要在山底运动，象448团隐藏在谷底就更是愚蠢。事实上，448团在经受两次山底打击后，战士们就都自觉地爬到山脊上运动了。
    04. 美国军队的特点是：作战凶狠，但一旦陷入绝境，就会缴械投降，这是比较明智的。我军也不必对投降太过憎恨。
    05. 在战争中，可以给指挥员的机会只有那么几次，选择正确了，胜利就是你的；选择失败了，就一步步走向灭亡。很可惜，448团在所有机会面前的选择都是错误的。在经受了敌军第二次打击后，448团已经溃不成军，一切机会、选择都不存在了，只有分散突围一条路了。
    06. 448团在战争中“象征性动作、样子货”太多，关键性动作总是不到位。
    如，第一次打击时，448团行军队形，只能防御小股敌兵的袭击，对于真正的威胁，则毫无意义；又如，第二次打击时，只派了一个排占领山顶，大部队在谷底休息等做法。表现出448团图虚表、不计实务、战术动作总是不到位。
    对比敌军则处处措施得当、占领先机，目的明确。因此，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小。而给448团则造成很大损失。
    07. 448团被袭击后，没有得到过任何一支大部队的有力救援。尽管原因很多，但现今部队首长，都不会叫自己的部队作无谓牺牲，尤其，是在大撤退的背景之下。